随着一份印制精美的《陕西政要》从西安的布政使司衙门发往全国各地官府。这份由省里编纂的官办刊物,在最新一期的显着位置,用了整整两页篇幅介绍“延安府王家堡——安民模范村”。
文章写得文采斐然,配图更是考究——四幅精细的木刻版画占据了半版:第一幅是整齐如棋盘的田亩,农夫扶犁而耕;第二幅是干净整洁的街巷,妇人井边浣衣;第三幅是学堂里孩童正襟危坐,先生执卷而授;第四幅是校场上民兵列队操练,刀枪映日生辉。
文字部分更是妙笔生花:
“……延安府王家堡,去岁蒙圣恩赐‘安民模范’匾额,阖村百姓感念天恩,勤力耕作,遂成今日之盛。观其田亩,阡陌纵横,水利完备;察其村舍,屋宇整齐,道路平坦;闻其教化,书声琅琅,童蒙皆启;视其武备,乡勇精壮,盗贼远遁。此皆朝廷德政所致,官府指导有力,方有如此治绩,堪为全省楷模……”
文章署名是“布政使司右参政周瑞豹”,但实际上出自几位绍兴师爷之手。他们深谙官场文章之道,既要把成绩写足,又要处处归功于上。
李健收到这份刊物时,正在与钱小满核对春耕物资账目。他翻开那两页,仔细读了一遍,又看了看那四幅版画,神色复杂地放下。
“画得倒挺像。”他苦笑道,“只是画里的王家堡,比真的王家堡还要整齐三分。”
方以智接过刊物,扶了扶眼镜细读。他读得很慢,时而点头,时而蹙眉。
“文章写得巧妙。”半晌,他摘下眼镜,“既突出了新家峁的治绩,又处处强调‘此皆朝廷德政所致’‘全赖官府指导有力’。看来周瑞豹是花了心思的——既要借咱们的成就彰显他的政绩,又要确保功劳不落到咱们头上。”
“心思?”一旁的郑老汉冷哼,“他是把咱们架在火上烤!现在好了,全陕西、全天下都知道有个‘王家堡’,知道新家峁富庶安宁。接下来会怎样?流寇会惦记,豪强会眼红,朝廷会要得更多!这哪里是表彰,分明是祸水东引!”
话糙理不糙。议事堂内一时陷入沉默。
果然,麻烦接踵而至。
**第一批麻烦**来自延安府周边州县。三月中旬开始,米脂、绥德、清涧、延川等县的官员纷纷组团来“考察学习”。今天米脂知县带三个师爷来,明天绥德知州领五个乡绅到,个个都要看王家堡,个个都要李健亲自陪同讲解。
表面上是“学习先进经验”,实则各怀心思。
米脂知县张明远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官僚,参观时满脸堆笑:“李大人治村有方,下官佩服!只是我县连年旱灾,百姓困苦,不知可否……指点一二?”临走时,他的随从“不小心”落下个单子,上面列着“需粮两千石,棉布五百匹”。
绥德知州王敬之更直接。参观完学堂后,他拉着李健的手:“李大人,你看这些孩童,个个穿得整齐,面色红润。我绥德的孩童……唉,衣不蔽体啊!”说着竟抹起眼泪。李健只能“体恤民情”,答应“支援”一千石粮食。
最离谱的是延川知县赵德昌。这人带着十几个随从,在王家堡住了三天,顿顿要酒要肉,临走时还暗示:“本官此次回去,定要在上官面前为李大人美言。只是这路途遥远,车马劳顿……”意思是要“程仪”。
李健疲于应付,又不能得罪。这些虽然都是芝麻官,但背后可能连着省里甚至京里的关系。一个月下来,竟“送”出去三千石粮食、两千两银子的货物。
钱小满拿着账本心疼得直抽气:“盟主,这样下去,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也经不住啊!”
李健揉了揉眉心:“给吧,就当交保护费。但记下来,谁要了什么,要了多少,以后……总有算账的时候。”
**第二批麻烦**是士绅文人。自从《陕西政要》刊发后,新家峁的名声传得更远。一些自命清高的文人、落魄的举人、甚至江南的游学士子,纷纷慕名而来。
有些人确实是来取经的。比如从山西来的老举人陈文焕,在王家堡住了半个月,白天走访田间地头,晚上整理笔记,最后郑重地对李健说:“李大人所行,暗合《周礼》‘乡遂’之制,更兼管子‘富民’之策。若能推广天下,实为苍生之福。”
但也有不少是来“打抽丰”的。这些人到了新家峁,张口就要住最好的客房,要吃最好的伙食,还要“润笔费”“程仪”。不给?马上就写诗作文嘲讽。
有个从江南来的所谓“名士”,住了五天,临走时要一百两银子“润笔”,说回去要写文章歌颂新家峁。李健给了五十两,他当场翻脸,在客栈墙上题诗一首:
“陕北有暴富,自称能安民。
村舍虽整齐,胸中无点墨。
惜哉圣贤地,竟被铜臭侵。”
诗写得狗屁不通,但恶心人。李健看到后只是笑笑,让人把墙刷了。吴先生却气不过,要派人追回银子,被李健拦住:“算了,就当喂狗了。这种小人,得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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