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陕北到星辰大海 第136章 农业发展

在某一天的卯时三刻，陕北高原的晨雾如乳白色的绸缎，在千沟万壑间缓缓流淌。新家峁塬顶上，那座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的“农业统筹司”三层楼阁，已在六十支牛油大烛的照耀下，开始了决定百二十万苍生一年温饱的晨议。烛火透过雕花木窗，在尚未全亮的天空中晕开一片暖黄光晕，与东方天际的鱼肚白遥相呼应。

议事堂中央，那张由三棵百年柏木拼成、长三丈宽一丈的巨案上，《秦晋陇交界区耕地分布详图》徐徐展开。这张耗费二十四名画师、八位勘测匠人整整两年心血绘制的羊皮图卷，此刻承载着联盟全部希望。

王石头——这位年过四旬、脸庞如黄土高原沟壑般刻满风霜的农司总办——将粗糙如老树根的右手悬在图纸上方。他指关节凸起处，还沾着昨日巡视田间时留下的泥土，那泥土在烛光下泛着黑油油的光泽，仿佛还带着地气的温度。

“开春第一等要紧事，”王石头的声音如同塬上春季的雷，低沉而有力，在挑高两丈的堂内回荡，“七十万亩春播作物，一粒种子都不能误了农时。各村的《农事历》，可都校正妥当了？”他的目光扫过堂下，那目光锐利如鹰，却又透着老农察看墒情时的专注与深沉。

堂下十五张榆木椅上，各卫星村的农事负责人正襟危坐。这些汉子大多四十往上，人人手掌粗大，衣襟上或多或少都带着田间劳作留下的痕迹。坐在东首第一位的李家坝负责人李老四率先起身。这个精瘦的汉子习惯性地搓了搓手——那双手的虎口处有一道深可见骨的旧疤，是十年前抢墒播种时被犁铧所伤——他清了清嗓子，声音里带着川地人特有的干脆：

“禀总办，咱们坝子向阳，地温回升得快。按新修定的《农事历》，春小麦该比去年早播三日。可是……”他顿了顿，从怀中掏出一本用棉线仔细装订的册子，“气象站昨儿个送来的旬报上说，三月末可能有倒春寒。”

“数据在这里。”接话的是坐在王石头左首的杨文远。这位年方三十的算术司主事，一身青布长衫纤尘不染，与满堂的庄稼汉子形成鲜明对比。

他展开一卷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满数字的报表，纸张在烛光下微微泛黄。“过去十年同期观测记录显示，春分后十五日内出现倒春寒的概率，是三成七分。其中，气温骤降至冰点以下、足以冻死出土嫩苗的严重霜冻，概率为一成二分。”

他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那副罕见的水晶眼镜——这是去年从江南商队换来的稀罕物——继续说道：“依学生之见，川地春麦可分两批播种，间隔五日。如此，即便前批受损，后批犹可补种，此乃‘以时间换稳妥’之法。”

坐在杨文远对面的方以智微微颔首。这位来自江南的学者，虽在陕北生活三年，依然保持着士人的儒雅风度。

他轻抚颌下三缕清须，缓声道：“文远所言，暗合《孙子兵法》‘勿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之理。农事非赌徒押宝，当如国手弈棋，须多看三五步。昔年贾思勰《齐民要术》有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今日之议，正在‘量’字上下功夫。”

堂西窗下，顾炎武正伏在一张堆满古籍的木案前。闻言，他抬起头，手中那支狼毫笔尖的墨汁将滴未滴。

这位以考据严谨着称的大儒，三年来走遍联盟各村，抄录了各地老农口传的农谚、各县方志中的灾异记录，整理成三卷《秦晋农事灾异考》。此刻他展开其中一册，翻到某一页，纸张发出脆响：“崇祯四年春，三月廿八，骤寒，延绥、榆林二府麦苗冻死十之五六，米价腾贵，人相食。”

他声音沉静，却字字千钧，“今虽概率不过一成二分，然农事关系百万生民，不可不防。古人云‘治大国若烹小鲜’，调理农事亦当如此，火候稍差，满盘皆失。”

堂内陷入短暂的沉默，只有烛火偶尔爆出的噼啪声。窗外，天色渐亮，远处传来第一声鸡鸣，悠长而清晰，像是从很深的沟底升上来的。

王石头站起身，走到巨案前。他俯身细看地图，手指沿着蜿蜒的河道移动，最终停在标注着“七十万亩春播区”的色块上。阳光此时恰好从东窗斜射进来，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镀了一层金边。良久，他直起身，一字一顿道：

“川地春麦，分三批下种。第一批，明日开始，占三成亩数；五日后第二批，占四成；再五日后第三批，占三成。坡地玉米，一律延后十日。山地红薯，须待谷雨前后、地温稳定在八度以上再种。”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每一粒种子，都要踩在节令的鼓点上；每一亩地，都要对得起老天爷赏的墒情。杨主事，今日午时前，将各批次播种明细分发各村，不得有误。”

“得令！”杨文远肃然起身，拱手领命。

“方先生，”王石头转向方以智，“劳烦您将今日所议之‘分批避险法’，写入新编《农政实务》，作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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