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知识传播同盟”的引擎,如同上紧了发条的精密钟表,齿轮咬合间带着不容停歇的铿锵力道,在1962年盛夏的北京城里全速运转。
清华园西侧那间临时借来的旧教室,便成了同盟的“作战指挥部”——五十套模拟题的最终校验工作,正在这里紧锣密鼓地推进。
五十套凝聚了清华、北大等五大顶尖学子心血的模拟题,经过反复校验、油印、分装,化作一股股坚实的知识力量。再通过艰难搭建起的渠道,送往北京各个角落的中学。这些纸张粗糙却字迹清晰的试题,在1962年这个信息相对闭塞、复习资料匮乏的年代,为无数在高考独木桥前焦灼徘徊的学子,注入了一股强大的镇定剂和希望之光。
我蹲在地上,指尖捏着一张刚油印好的数学试卷,借着昏黄的灯泡光仔细核对。
陈意涵坐在旁边的木桌前:“韩浩,这道解析几何的辅助线提示是不是太隐晦了?去年模拟题可比这个直白,咱们得考虑那些基础弱的学生。”
她说话时,眼底的血丝在灯光下格外明显——为了能按照计划把试题送出去,他们已经连熬了三个通宵。韩浩凑过去,指着题目笑道:“你放心,我特意留了个‘钩子’,第三问的条件里藏着坐标关系,认真读题的人能发现。再说,王建军送题的时候会带咱们整理的解题思路,不会让他们卡壳。”
正说着,门“吱呀”一声被推开,王建军扛着一摞用油布包好的试卷走进来,他把试卷往桌上一放,抹了把额头的汗,声音里满是雀跃:“浩哥!刚送完海淀那边的十套,三十五中的张老师攥着我的手说‘这题比供销社的紧俏货还抢手’,还塞给我两个烤红薯,热乎着呢!”
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裹着油纸的红薯,我接过来,掰成两半,递给陈意涵一块,自己咬了一口——甜糯的薯肉带着炭火香,烫得他直哈气,心里却暖烘烘的。
王建军看着他们,挠着头憨笑:“还有朝阳的二十套,我明早骑自行车送,保证赶在学生早读前到。”
韩浩看着他眼底的红血丝,他拍了拍王建军的肩膀,声音有些发沉:“今晚别熬了,剩下的试卷我和意涵来核对,你回去睡一觉。自行车明天我骑,你歇着。”
王建军急了,摆手道:“那哪儿行!浩哥你还得统筹全局,送题的活儿我熟……”
话没说完,就被陈意涵打断:“听韩浩的,你再熬下去该倒下了。同盟又不是只靠你一个人,我们分工来。”
她把刚核对完的试卷叠整齐,语气里带着不容拒绝的细致,“你把路线图给韩浩,我已经把每个学校的接收人姓名和地址写在纸条上了,别弄错。”
王建军还想争辩,却被我推着往门外走:“快去睡,明早我回来给你带食堂的玉米糊糊。”
看着王建军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韩浩回头,正好对上陈意涵的目光。她轻轻叹了口气:“大家都在硬撑,可也得注意身子。”
我点头,心里那点穿越者的孤独感又冒了出来——前世他在写字楼里对着电脑看K线图,从未体会过这种“一群人朝着一个目标使劲”的踏实。可此刻,看着陈意涵认真核对题目、李梅(她刚从图书馆借来参考资料,抱着一摞书走进来)默默把水杯递过来,他忽然觉得,这份扎根在1962年的成就感,比任何宏图伟业都更让人心安。
然而,就在这紧锣密鼓、分秒必争的冲刺阶段,一个充满温情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悄然而至。
六月的北京已经有了暑气,清晨的阳光透过槐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我骑着王建军的自行车去送最后一批试卷,刻意放慢了脚步,想从干燥的空气里捕捉一丝熟悉的粽叶香。
可车轮碾过尘土飞扬的土路,鼻腔里只有煤烟味、土腥气,还有远处食堂飘来的大锅菜味——那是白菜梆子炖土豆的味道,少油少盐,却已是这个年代里难得的“荤腥”。
他想起前世,端午节前一周,妈妈就会把厨房堆得满满当当:五花肉切成小块,用酱油腌得油亮;咸蛋黄一个个摆在瓷盘里,泛着橙红的光;赤豆沙是提前熬好的,甜香能飘满整个楼道。他那时总嫌麻烦,包好的粽子塞了满满一冰箱,他却常常因为吃腻了,偷偷把妈妈特意留的肉粽扔进垃圾桶。
如今想来,那些被浪费的香甜软糯,竟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看着窗内那一张张带着疲惫却依旧专注的脸——这些人,是他在这个陌生时代里最亲近的“家人”。
无论如何,他都要让大家在这个节日里,尝到一口真正的、属于“家”的味道。这不是为了口腹之欲,而是为了在艰苦岁月里,守住那份人情温暖,守住团队里最珍贵的凝聚力。
公家渠道是第一个被考虑,也是第一个被否定的选项。韩浩揣着忐忑,敲响了蒋书记办公室的门。蒋书记正埋在一摞文件里,鼻梁上架着老花镜,手指夹着一支快燃尽的烟。听到韩浩的请求,他放下笔,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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