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单独新建一个农机厂,周期长,投资大,确实存在一定风险。而且,涉及到土地、厂房、人员编制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协调起来难度不小。”刘处长慢条斯理地说,“所以,我们考虑,是不是可以采用一种更稳妥、更高效的方式?”
他看着我,抛出了他们的方案:“我们厅下属的太原第二农具厂,你知道吧?老厂子了,设备、技术工人都有一定基础,就是产品老旧,效益不太好。我们设想,是不是可以由省里划拨一笔专项资金,对二厂进行技术改造和产能升级,让他们转产你们方案里提到的那些新式农机具?这样,既能快速形成生产能力,满足农业需求,又盘活了现有资产,避免了重复建设,岂不是两全其美?”
我心中冷笑。果然来了!这是典型的“换汤不换药”,试图将新生的、可能挑战现有格局的创新力量,纳入旧的、僵化的管理体系中去消化、甚至扼杀。
太原第二农具厂,我了解过,管理僵化,人员臃肿,思维保守,把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交给他们,无异于将良种撒在盐碱地上,根本不可能长出预期的果实。
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专项资金被消耗,产品却依旧是换汤不换药的老一套,甚至可能因为质量或设计问题,败坏了“新一代”农具的声誉。
看来,郭省长的表态,并未让反对者放弃,只是让他们改变了策略,从正面阻击,变成了侧面迂回、釜底抽薪。
我沉吟片刻,没有立刻反驳,而是问道:“刘处长,这个设想听起来确实更稳妥。不知道厅里对二厂的技术改造和产品转型,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比如,研发力量如何解决?如何确保新产品能达到韩家村改良机型的设计标准和生产质量?现有的管理团队,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来推动这场变革?”
刘处长似乎早有准备,笑道:“具体方案当然还要细化。研发嘛,可以请你们‘星火燎原’计划的技术团队提供支持嘛,你们出图纸,二厂负责生产,这叫优势互补。管理上,厅里也会加强指导。至于动力,有了省里的专项资金,效益好了,工人的积极性自然就上来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但我深知,体制的惯性、思维的惰性,绝非简单的“资金注入”和“加强指导”所能改变。
“刘处长,感谢厅里的重视和信任。”我斟酌着用词,既不能直接撕破脸,也不能轻易让步,“二厂的基础是有的,如果能成功转型,确实是一条捷径。不过,农机具的创新,不仅仅是图纸和生产的问题,更涉及到研发、生产、销售、服务整个体系的再造,需要极强的市场敏感度和快速响应能力。这一点,我对二厂现有的机制,持保留态度。”
我顿了顿,语气坚定起来:“我认为,在阳曲县设立新厂,虽然前期投入大一些,但好处在于‘一张白纸好画图’。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建立全新的管理体制、激励机制和创新文化,使其真正成为一个面向未来、面向市场的现代化农机制造企业。
这其中的长远价值,远非改造一个老厂所能比拟。这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工厂,更是探索一种新的工业发展模式。”
刘处长的笑容微微僵硬了一下,随即又恢复自然:“韩浩同志的想法很超前啊。不过,改革还是要考虑现实条件,步子太大,容易出问题嘛。当然,这只是我们厅里的一个初步设想,大家可以继续探讨。”
他又坐了一会儿,闲聊了几句,便起身告辞了。
送走刘处长,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心情并不轻松。
机械工业厅的“掺沙子”方案,虽然在我这里碰了个软钉子,但绝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一定会利用自身的渠道和影响力,在更高的层面推动他们的方案。
这场关于农机厂主导权的博弈,才刚刚进入深水区。
我必须加快步伐,在省里的最终决策出台前,营造出更有利于我方方案的态势。光有高层的认可还不够,还需要更广泛的共识,尤其是来自基层和潜在受益者的呼声。
想到这里,我心中有了一个新的计划。我拿起笔,开始给韩家村的韩老三、以及几个关系密切、已经尝到改良农具甜头的试点公社负责人写信。
在信中,我简要说明了省里正在筹划建立专门生产新式农具的工厂,但目前存在不同方案,询问他们对农具质量、性能、供应及时性等方面的具体需求和期望,并请他们以公社或生产队的名义,写一些情况反映或建议信,直接寄给省计委综合处转我收。
我要让决策者听到最真实、最迫切的声音:农民和基层需要的是什么?他们信得过的是什么?
与此同时,侯马那边也传来了更积极的消息。张村公社在老书记的带领下,社员们利用冬闲时间,自发组织起来,平整土地,修建简易工棚,为来年扩大香料种植和未来可能的加工厂建设做准备。那种憋着一股劲、想要干出个样子的精气神,通过赵经理的转述,清晰地传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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