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微露,京都的天际线刚染上一抹鎏金般的淡色,晨雾尚未完全散去,带着几分微凉的湿气。陆砚辞已身着简约的深色冲锋衣,站在车队前,身后是一支由制片人、美术指导、历史顾问、道具组长组成的精干选址团队。每个人手中都握着一份标注详尽的行程单,上面密密麻麻罗列着十余个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的历史遗址,横跨京都、冀北、沪上三地,每一处都承载着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是百年前思想浪潮的见证者。
首站抵达京都的北大红楼。这座始建于清末的红砖建筑,历经百年风雨,墙面的红砖早已褪去鲜亮,变得斑驳深沉,砖缝间甚至长出了几株倔强的野草,仿佛每一道裂痕都镌刻着百年前的思想惊雷。阳光穿透晨雾,透过枝叶洒在红墙上,投下深浅交错的光影,宛如历史的年轮。团队站在楼前,无人言语,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
“我们要拍的,不是简单的场景复刻,而是‘新文化运动编辑部’的灵魂。”陆砚辞缓缓抬手,指尖轻轻抚过粗糙的砖面,仿佛能触摸到百年前的温度,他语气郑重地对身旁负责协调的东方国家文物局专家说,“摄影棚的搭建再精细,道具再逼真,也缺少了历史的呼吸与沉淀,缺少了那种无形的精神气场——那种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辈们留下的思想张力与理想光芒。”
为了能进入平日未对外开放的“陈独秀办公室”实景拍摄,团队与文物局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反复沟通。陆砚辞亲自带队,三次登门提交详细的拍摄方案、文物保护预案,甚至邀请文物保护专家实地考察,承诺拍摄全程由专业文物保护人员现场监管,每一个拍摄动作都提前演练,确保万无一失。最终,文物局被这份对历史的极致敬畏与较真打动,特批了拍摄许可,但附加了极为苛刻的条件:
“全员必须佩戴无粉专业手套,严禁携带任何食品饮品进入室内,避免污染文物;拍摄灯光需使用特制的冷光源,强度严格控制在50勒克斯以内,绝不损伤墙面彩绘与木质家具;办公室内每一件原有物品的摆放位置都需提前拍照、测绘记录,拍摄时新增的道具需与原物保持至少30厘米的安全距离,拍摄结束后需立即恢复原状,连桌面的灰尘分布都要尽量还原。”
“这些条件我们全部接受,并且会严格执行。”陆砚辞接过文物保护承诺书,毫不犹豫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划过纸面的力度,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们是来记录历史的,绝不能成为破坏历史的人。先辈们留下的每一件遗物,都是不可再生的财富,我们必须以最谨慎的态度对待。”
离开京都,车队一路向北,奔赴冀北昌黎的五峰山。这里群峰连绵,云雾缭绕,青松翠柏在山间错落生长,空气中弥漫着松针与泥土的清香,透着几分清贫而坚定的气息——正是李大钊先生曾山居避世、潜心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地方。为还原这一历史场景,剧组没有选择简单取景后在摄影棚搭景,而是在历史学者与环保专家的双重指导下,耗时半个月,在不破坏山体植被、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区域,用民国时期的传统工艺搭建了一间“临时木屋”。
木材选用当地产的三十年生青松,经自然风干后,由老木匠采用旧时山居的榫卯结构搭建,不使用一颗铁钉,确保结构稳固且与时代风貌一致;屋顶覆盖着从附近山村收购的陈年茅草,层层铺叠,疏密有致;墙面涂抹着混合了稻草、黄泥与细沙的混合物,晾干后呈现出自然的土黄色,触感粗糙而厚重,力求从外观到质感都与百年前一致。
“拍摄结束后,这里必须恢复原貌,一片纸屑、一根木柴都不能留下。”陆砚辞站在木屋前,目光扫过周围的山林,对道具组负责人反复强调,“我们要留下的是影像里的历史,是李大钊先生在此处的精神印记,而不是现实中的痕迹。环保专家已经制定了详细的拆除与恢复方案,拆除后的木材、茅草要妥善处理,能回收利用的捐赠给当地村民,不能利用的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山体要重新种植植被,确保生态不受影响。”
道具组更是为还原细节费尽心力。为了复刻李大钊先生使用过的文具,他们辗转联系了三位资深收藏家,借来民国元年生产的煤油灯、清代晚期的端砚和民国时期的毛笔进行高精度复刻。光是煤油灯的灯芯,就尝试了棉线、麻线、蚕丝等十余种材质,最终选定一种古法制作的脱脂棉线,确保燃烧时的火焰形状、亮度、甚至燃烧速度都与历史记载一致;砚台则特意请匠人用细砂纸打磨后,再用茶水泡养数月,模拟出长期使用后砚池边缘温润的包浆与自然磨损痕迹;毛笔的笔毫选用与民国时期一致的东北黄鼠狼尾毛,笔杆选用老竹,经匠人手工打磨、上漆,再用细砂纸轻轻打磨出使用痕迹,力求每一个细节都贴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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