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安二年春,长安的春风拂过朱雀大街的杨柳,也吹醒了新帝李宸翊心中的另一桩宏愿——在长安中轴线与大运河漕运枢纽的交汇之地,筑一座融汇华夏历代建筑精华、彰显大唐盛世气象的标志性建筑,定名“景安文明阁”,与《大唐文明会典》交相辉映,一为文典、一为地标,共同铸就大唐文明的双丰碑。
选址之初,翰林院、工部将作监、太史局便展开了三月之久的论证。太史局依“天象地脉”之理,称长安中轴线乃“龙脉正脊”,而大运河漕运码头则是“盛世商脉”,二者交汇处的龙首原,是“文脉、商脉、龙脉”三脉合一的吉地;工部将作监则参照《大唐文明会典·地典》中的历代建筑选址智慧,结合秦代阿房宫的轴线规制、汉代未央宫的夯土技法、隋代大兴城的布局理念,最终敲定龙首原为阁址。
建筑形制的定稿,更是集华夏建筑文明之大成:
取商代“四阿重屋”的规制,以夯土筑九层台基,每层台基镶嵌青铜水纹栏,栏上铸有大禹治水、仓颉造字等文明图景,其夯土之法严格遵循《会典·技典》中记载的秦汉“版筑法”,层层夯实,务求千年不坍;
采魏晋“飞檐斗拱”的灵动,融合隋代大兴宫的雄浑,共设七层,每层对应《大唐文明会典》的“六典”加一层“万邦层”,一层为天典展区、二层为地典展区、三层为政典展区、四层为技典展区、五层为艺典展区、六层为人典展区、七层为万邦交流层,阁内梁柱雕刻商周金文、汉代简牍、晋代行书等文明符号;
创新融合西域琉璃技术与大唐制瓷工艺,筑一座鎏金琉璃宝顶,宝顶嵌有南洋进贡的夜明珠,既显大唐包容万邦的胸襟,又让宝顶在月夜下熠熠生辉,成为长安的“文明灯塔”;
阁周设“漕运观台”,可俯瞰大运河千帆竞渡的盛景;辟“百工坊”,供匠人依《会典》复刻历代工艺;建“万邦驿馆”,接纳藩属使节与异域学者,实现文明交流的闭环。
为确保形制无悖于古、无逊于今,李宸翊亲召《大唐文明会典》的编纂官与工部老匠人,逐一审定图纸,甚至取来《会典·技典》中的建筑图谱,与图纸逐条比对,在“斗拱承重”“夯土比例”等关键处,亲笔批注“依典施工,分毫莫差”,加盖皇帝行玺,将建筑与典籍深度绑定,奠定其文明传承的权威地位。
规制既定,一道“召匠筹材”的诏令便传至天下:凡身怀历代建筑绝技的匠人,皆可赴长安应募;凡能贡优质建材者,州府予以重赏,藩属之国献材者,可载入《会典·外邦篇》。
诏令一出,天下匠人与奇材汇聚长安:
秦地的夯土工擅汉代版筑之法,蜀地的木匠精魏晋斗拱之技,江南的瓦匠通隋代琉璃烧制之术,西域的琉璃匠带来了波斯的釉彩工艺,南洋的木作匠携来了坚硬耐腐的沉香木技艺,更有参与过大运河疏浚的水工,负责阁周的排水系统,真正实现了“汇四海匠艺,筑华夏地标”;
台基夯土取自咸阳原的“帝王土”,契合秦汉规制;梁柱木材采自蜀地的金丝楠木与南洋的沉香木,兼顾坚固与幽香;青铜水栏铸于洛阳官窑,纹饰由国子监金文博士亲绘;琉璃宝顶的釉料来自西域于阗,夜明珠由南洋藩王进贡,连阁内铺地的青石,都取自泰山的“封禅石”,寓意“镇国安邦”。
施工之前,工部依《大唐文明会典·技典》制定了严苛的“工匠考核制”:凡入工者,需先通过《会典》中的工艺考核,如夯土工需演示版筑法、木匠需搭出标准斗拱,考核合格者方可持证上岗;同时设“典匠”一职,由《会典》编纂官兼任,每日巡查施工流程,确保每一处工艺都符合典籍记载,杜绝偷工减料。
景安二年三月初三,上巳吉日,景安文明阁举行盛大的奠基大典,其礼制之隆,堪比禅位大典与《会典》告成之礼。
龙首原的奠基现场,早已按古制布设妥当:九层台基的基坑旁,九鼎八簋列于神案,青玉鼎中檀香袅袅,雅乐署奏响融合《大韶》与《大夏》的古乐;文武百官按品阶肃立,藩属使节手捧贡礼立于西侧,千名匠人代表与民间贤达列于南侧,连《大唐文明会典》的编纂官也悉数到场,见证典籍智慧落地为建筑丰碑。
辰时三刻,钟鼓齐鸣,李宸翊身着十二章纹衮龙冕服,拄着玄铁拐杖缓步至基坑前。他先于神案前行三跪九叩之礼,告祭昊天上帝与列祖列宗,朗声道:“朕筑此阁,非为一己之私,乃为藏华夏文明之珍、彰大唐盛世之象、联古今传承之脉,祈愿江山永固、文明永续!”
礼毕,李宸翊接过内侍捧来的“奠基玉铲”——此铲以和田羊脂玉所制,上刻《会典》开篇铭文,由传国玉玺拓印加持。他亲手铲起一抔咸阳原的帝王土,填入基坑正中,而后朗声道:“景安文明阁,今日奠基!”
紧随其后,宰相李默率百官铲土,西域使节献琉璃釉料、南洋藩王贡沉香木、匠人代表呈夯土工具,依次投入基坑,象征“天下同心,共筑文明”。现场山呼“吾皇万岁、大唐万胜”,声浪卷着大运河的水汽,传至十里之外,连漕船上的商贾都驻足叩拜,见证这一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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