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内,诸葛瞻屏退左右,只留下心腹文书一人磨墨。
他并未立即处理那随即如雪片般飞来的各类公务公文,而是亲自从柜中取出两张质地不同的绢帛,铺陈于案。
第一张是官方奏疏所用的厚实细绢,边缘织有暗纹。他提笔蘸饱了墨,略一思忖,腕悬笔落,开始给大将军姜维写信。
开篇极尽恭谨,以“瞻顿首再拜大将军麾下”起首。先是详细陈述了广汉灾情的严重程度——流离失所、饿殍载道,及其可能引发民变、动摇后方根基的严重后果。继而强调安抚流民、快速恢复生产对于稳定大局、支持北伐的极端重要性,并详细解释了“以工代赈”和“农械监”为何需要暂时借用部分军械坊匠役和铁料的原委,言辞恳切,承诺军械供应绝不会被长期延误,必会优先保障大将军所需。
接着,诸葛瞻才以极其谨慎和尊敬的语气,提到近日朝廷中有零星议论,对阴平小道一带的防务表示些许担忧,虽深信大将军算无遗策,但仍冒昧请示,是否可酌情、量力地增强该方向的警戒与巡查,增筑一二烽火台,以期万全。
最后,诸葛瞻才提出组建“间军司”的构想,着重强调其职能仅为更广泛、更精准、更及时地探知陇西、关中魏军动向,特别是钟会、邓艾所部详情,一切情报都将封装完好,以最快速度直送大将军幕府,虽然一切人员亦完全听从尚书台的调遣指挥,但也同时也唯大将军马首是瞻。整封信措辞谦卑,处处以姜维为主,将其捧于绝对主导地位,极大程度地缓和了可能引发的猜忌,避免了给对方造成跋扈和越权的印象。
写毕,诸葛瞻取出银印,蘸满朱红印泥,稳稳地钤于署名之处。待墨迹印泥干透,亲自将其装入牛皮信函,封以火漆,吩咐以加急,直送沓中大将军行营。
随后,诸葛瞻取过第二张——一张未印任何官衔标识的私人素帛,质地柔软许多。
诸葛瞻沉吟片刻,再次落笔,这次是写给身在南中的霍弋将军。
信中并未提及任何朝堂争端或军国大策,全然是一副晚辈问候长辈的口吻。关切询问南中之地近来是否安宁,蛮族各部可有异动,军中粮草军备是否充足,冬日将至,将士衣履可曾备齐。
继而才似是随口提及,言说成都近日因广汉灾情,流民增多,恐有奸宄之徒或魏军细作混迹其中,为患地方,望霍将军在南中亦能加强巡查,保境安民,若发现任何异常或需朝廷协助之处,万望不必客气,可直接来信尚书台。通篇语气恳切自然,充满关怀与信任,仿佛只是寻常的问候与提醒。
这封信,诸葛瞻用的是自己的私人小印,吩咐一名绝对可靠的心腹家将,以寻常驿道送出,不必急切。
做完这一切,窗外已是夕阳西斜,金色的余晖将尚书台的窗棂拉出长长的影子。他搁下笔,揉了揉因高度专注而酸涩的腕骨,又轻轻按了按突突跳动的太阳穴,长长吁出一口气。
殿中的交锋,只是明面上的开始。这两封信,才是真正的棋局。给姜维的信,是一场谨慎的赌博,赌的是这位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的格局、智慧与对国事的公心。
而给霍弋的信,则是一步看似无关紧要的闲棋,一颗深深埋下的种子,或许永远沉寂于土壤,或许在未来的某个风雨飘摇的关键时刻,能意外地萌发出一线生机。
奏疏已上,书信已发。接下来的,便是等待各方反应,迎接必然到来的风浪,以及,在这汹涌的暗流与明面的风暴中,小心翼翼地前行,一步步将策略付诸实施。
前路漫漫,吉凶未卜。
晚膳过后,书房房内,诸葛瞻目光落在刚刚送来的几份公文上,眉头微蹙。
一份是董厥送来的,关于核查太仓存粮的初步结果,数字触目惊心,远比度支尚书此前上报的要少。另一份是成都令的密报,提及昨日北门粥厂设立后,城内几家大粮商似乎有所异动,粮价有隐隐上浮之势。
最后一份,则是一名书吏记录的、今日朝会后几位官员在散朝路上的零星议论,语带讥讽,称“卫将军年轻气盛,尽揽权柄,恐非国家之福”。
这些,都在意料之中。动了某些人的利益,自然会引来反噬。只是这反噬来得如此之快,且精准地指向“揽权”二字,其背后推手,不言而喻。
诸葛瞻正沉吟间,老管家前来通报:“老爷,尚书令樊大人到。”
诸葛瞻起身相迎。樊建须发已见花白,但步履依旧沉稳,面容清癯,眼神中带着为官多年的审慎。他如今是正式的尚书令,总领尚书台事务,诸葛瞻虽“平尚书事”,权责极重,但名义上仍是协同。
昨日诸葛瞻主导议定三策并率众上奏,虽事急从权,却也需与这位正印长官有所交代。
“思远,今日朝会辛苦了。”樊建入内坐下,语气平和,听不出喜怒,“陛下已准了安民垦荒诸事,不知眼下进展如何?可有需尚书台协调整合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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