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刘禅病重、下诏由太子刘璿监国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在景耀十二年岁末的成都朝堂炸响。尽管此前已有风声,但当正式的诏书由宫中传出,经由尚书台明发天下时,依旧引发了巨大的震动和层层涟漪。一时间,暗流汹涌,质疑与揣测如同冬日里的寒风,悄然刮遍了各个衙署府邸。
质疑之声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其一,太子刘璿虽居东宫多年,性情宽和,然其处理政务的经验主要限于观政与听讲,从未真正独当一面,更无显赫功绩可镇服群臣。在如今三国鼎立、外有强敌环伺、内有新政待固的微妙时期,将国政交由一位“仁弱”的太子,难免让人心生忧虑。其二,陛下虽言静养,然一旦彻底放权,太子能否驾驭得了如今愈发复杂的朝局?尤其是手握重兵、功勋卓着的大司马诸葛瞻,其态度将至关重要。其三,一些潜藏的、对现行新政不满或因利益受损而心怀怨望的官员,也开始蠢蠢欲动,试图在权力交接的敏感时期,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空间。
朝会之上,气氛明显不同往日。刘禅不再临朝,御座空悬。太子刘璿身着储君冠服,坐在御座之侧特设的“监国”位之上,面容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紧张和局促。他努力维持着威仪,但面对下方那些或审视、或担忧、或别有深意的目光,手心不禁微微出汗。
果然,在例行议事之后,一位素以耿直(或者说迂阔)闻名的老臣,郭侍中,率先出列,他并未直接质疑太子,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当前局势:“殿下监国,老臣等自当竭力辅佐。然,如今荆北战事初定,百废待兴,陇右钟会虎视未去,国力损耗甚巨。当此危疑之际,朝政千头万绪,不知殿下于军国大事,可有成算?譬如,荆西新土如何巩固?与魏吴边界如何划定?来年赋税、兵员征调如何方略?臣等愚钝,恳请殿下明示,以安百官之心。”
这番话听起来是请教,实则是在试探太子的能力和决断力,也问出了许多朝臣心中的疑虑。殿内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刘璿身上。
刘璿显然准备不足,他张了张嘴,脸颊微红,想要说些什么,却一时难以组织起清晰有力的言辞,只得将求助的目光,下意识地投向了位列武官之首、神色沉静的诸葛瞻。
这一刻,无数人心思电转。若诸葛瞻此时越俎代庖,代为回答,则太子威信必然受损,日后恐成傀儡;若他沉默不语,则太子无法应对,监国之位立刻便会引发更大的质疑。
就在这微妙关头,诸葛瞻动了。他并未出列,而是微微侧身,面向刘璿,拱手一礼,声音清朗而沉稳,足以让殿内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殿下,郭侍中所问,亦是臣等关切之事。然,陛下圣体违和,命殿下监国,乃托付社稷之重。凡军国机要,臣等自当详加议定,形成条陈,由殿下最终裁决议断。 此乃臣子本分,亦是朝廷法度。”
他先定下了调子——最终决策权在太子,臣下是辅佐。随即,他话锋一转,并未直接回答郭攸之的问题,而是环视群臣,语气变得铿锵有力:
“至于郭侍中所忧之国势,瞻,倒有几句话,欲与诸位同僚共勉!”
“荆西之役,我军将士浴血奋战,收复故土,此乃先帝亦期盼之战略突破,岂是‘危疑’二字可轻描淡写?此乃大胜!当此之时,正需上下同心,巩固战果,何以妄自菲薄,徒乱人心?”
“太子殿下,性情仁厚,宽以待人,此乃国家之福,万民之幸!方今大汉,内有新政惠民,外拓疆土扬威,需要的正是一位能凝聚人心、善纳忠言的仁德之君,而非穷兵黩武、刚愎自用之主!陛下圣明,择殿下监国,正是洞察时势,为国择贤!”
“至于政务经验,”诸葛瞻目光扫过那些面露疑色的官员,声音提高了几分,“谁人生而知之?家父初出茅庐时,亦非经纬之才尽显!殿下聪慧好学,多年来随陛下听政,于军国大事并非一无所知。如今正是殿下历练之时,我等身为臣子,当思如何竭诚辅佐,查漏补缺,建言献策,岂可因殿下暂未亲理万机而心生疑虑,甚至怀观望之意?此非人臣之道!”
他这一番话,掷地有声,既有对太子地位的坚决维护,又有对当前形势的自信判断,更有对臣子职责的严厉敲打。他将刘璿的“仁弱”重新诠释为“仁德”,将当下的局面定义为“开拓进取”而非“危疑存亡”,极大地提振了气氛,也堵住了许多人的嘴。
紧接着,诸葛瞻再次面向刘璿,躬身道:“殿下,侍中所问诸事,确乃当务之急。臣建议,可令尚书台、大司马府、大将军府及各相关衙署,就荆西治理、边界勘定、来年预算及兵员事宜,于三日内拿出详细方略,汇集成册,呈送殿下御览。殿下可召集中枢重臣,于东宫召开廷议,逐一审议,由殿下乾纲独断。期间若有不明之处,臣等随时可为殿下解说。如此,既不误国事,亦可令殿下尽快熟悉政务,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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