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童”张磊引发的滔天舆论中,“星火启学平板”这个原本局限于南都市教育圈的词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榜。#技术是促进公平还是加剧鸿沟#、#我们距离智慧教育还有多远#等话题,引发了全社会范围内的激辩。
争议的漩涡中心,南都教育局顶着巨大的压力,不仅没有收缩试点,反而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将这场实验推向了更深的水域。
十一月下旬,一份红头文件正式下发到所有试点学校。文件措辞严谨而乐观,高度赞扬了“智慧课堂”项目在“个性化教学”和“教育效率提升”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文件明确指出,为了更好地发挥平台的大数据优势,实现对学生的“精准滴灌”和“因材施教”,鼓励各试点学校“依据平台数据,动态调整教学分组,进行智慧分班”。
这纸公文,如同一张精美的糖纸,将那个在家长和学生间早已暗流涌动、备受争议的分班行为,彻底制度化、常态化了。
文件里没有出现“A班”或“B班”这样刺眼的字眼,取而代之的是“高效探索组”和“潜力夯实组”这类温和而模糊的官方术语。文件还特别强调,此次调整并非意在制造差异,而是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在最适合自己的节奏下学习,所有参与试点的班级,都将继续享有“智慧课堂”的全部软硬件支持。
然而,对于身处其中的学生来说,再精美的包装,也无法掩盖那道被数据划下的、冰冷而深刻的烙印。
林湘是实验小学五年级三班的一个普通女孩。她的成绩中等,性格有些内向,不好也不坏,就像班级里那些最不容易被老师记住的孩子一样。她喜欢用启学平板里那个叫“画板”的功能,画一些花花草草,但她很少在“讨论区”发言,对于那些需要抢答和比拼速度的游戏化课程,也总是慢半拍。
分班的消息是在一个周一的晨会上宣布的。当班主任念出新的班级名单时,林湘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她和另外二十几个同学,被分到了新组建的“五年级七班”。
她最好的朋友,一个活泼开朗、在各种“学习竞赛”中名列前茅的女孩,则进入了“五年级一班”。
走廊里,两个女孩最后一次并肩而行。
“以后我们不能一起上学放学了。”朋友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不过没关系,我们还能在‘滴滴’上聊天。我妈妈说,一班的课程会快很多,老师都是最有经验的。”
林湘低下头,没有说话。她看着朋友手腕上那台闪着银光的、据说是“高配版”的启学平板,再看看自己手里这台最基础的白色款,一种从未有过的自卑感,像藤蔓一样缠住了她的心。
她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周末过去,世界就变了样。她只是不喜欢和别人抢,不喜欢在很多人面前说话,为什么自己就成了“潜力需要夯实”的那一个?
新的“七班”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教室还是那个教室,平板还是那个平板,但一切都变了味。
教他们数学的,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他显然对“智慧课堂”系统不甚了解,甚至在如何将教学课件同步到学生平板上这个问题上,都折腾了足足十分钟。他试图活跃气氛,讲一些网络上流行的笑话,但回应他的,只有一片沉寂。
学生们木然地坐在座位上,机械地执行着平板发出的每一个指令。那块曾经充满趣味和惊喜的屏幕,如今变成了一面冰冷的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他们“低效”和“迟缓”的标签。课堂上,再也听不到抢答成功的欢呼,也看不到完成挑战后的兴奋。大多数人只是沉默地、一遍遍地做着那些被系统判定为“基础不巩固”的练习题。
林湘发现,平板上那个她最喜欢的画板功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移到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强制性的“学习路径规划”。系统像一个严苛的监工,不断地推送着她之前答错的题目,屏幕上时不时跳出红色的警告:“您的学习专注度低于平均值,请集中注意力。”
她感觉自己被困在了一个由数据编织的笼子里,无处可逃。
放学回家,林湘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言不发。晚饭时,父亲试图和她聊聊学校里的趣事,她也只是心不在焉地“嗯”了几声。
“孩子这是怎么了?”饭后,林湘的妈妈忧心忡忡地对丈夫说。
林湘的父亲,一个普通的上班族,叹了口气,拿起了手机。他点开那个名为“南都家长通”的APP,在林湘的名字后面,看到了一个刺眼的标签——“潜力夯实组”。
“都怪我!”他一拳砸在沙发上,声音里充满了自责与愤怒,“我要是有点本事,能给学校交得起那笔钱,湘湘就能进一班了!”
所谓的“赞助费”,是家长群里流传最广的说法。尽管学校一再辟谣,但所有人都愿意相信,在“智慧分班”这套冰冷的算法背后,一定还存在着另一套关于金钱和权力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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