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二十二年秋,榆木川的寒风吹透了明军的营帐,也吹乱了整个大明王朝的命脉。御驾亲征的成祖朱棣猝然崩逝,随驾的内阁首辅杨荣用一峰锡器熔铸的棺材,将这位铁血帝王的遗体密藏其中,每日依旧上膳请安,以掩人耳目。千里之外的北京皇城,坤宁宫的烛火彻夜未熄,太子妃张氏正对着铜镜梳理鬓发,铜镜里映出的不仅是她端庄清丽的面容,还有眼底深藏的忧虑——她知道,一场关乎皇权更迭的风暴,已在无形之中席卷而来。
这一年,张氏三十七岁。自洪武二十八年嫁给燕王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她已在王府与深宫度过了十九个春秋。旁人只道她是凭借温顺贤良赢得公婆与丈夫的欢心,却不知这位出身永清卫指挥使家庭的女子,胸中藏着不输男子的格局与智慧。此刻,她指尖划过鬓边的珍珠步摇,那是婆婆徐皇后临终前赠予她的遗物,步摇的夹层里藏着一枚小小的玉牌,刻着“守嫡”二字。这两个字,既是徐皇后的嘱托,也是她十九年来安身立命的根本。
朱棣的突然离世,让太子朱高炽的储位变得岌岌可危。次子朱高煦手握兵权,在军中威望极高,多年来一直觊觎太子之位,甚至在靖难之役中多次扬言“江山是我拼死换来的,兄长何功之有”;三子朱高燧在京中培植势力,与宦官勾结,早已暗中布下眼线。张氏清楚,一旦消息泄露,朱高煦必然会举兵叛乱,朱高燧则可能在京城内应,丈夫苦心经营多年的储位将毁于一旦,甚至会引发内战。
深夜,太子府的侧门悄然打开,一个身着青衣的侍女借着夜色溜出,直奔内阁大学士杨荣的府邸。侍女怀中藏着一封张氏亲手书写的密信,信中只有短短二十字:“秘不发丧,速迎梓宫,京营戒严,藩王留镇”。这封没有落款的密信,却让刚从榆木川秘密返回的杨荣心头一震——他没想到,太子妃竟有如此决断。在此之前,杨荣与金幼孜等大臣已达成共识,决定秘不发丧,但如何稳住京城局势、防范二王异动,他们仍在斟酌。张氏的密信,恰好点中了要害。
接下来的十余天,成为张氏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时刻。她一面叮嘱丈夫朱高炽“如常起居,勿露悲戚”,每日依旧处理东宫事务,与大臣议事,甚至亲自到太子宫中教导皇孙朱瞻基读书,营造出一切如常的假象;一面暗中联络京营总兵官郭英——这位开国功臣是她的姨父,也是少数忠于太子的武将,让他加强皇城守卫,尤其严控朱高燧府邸的人员出入。同时,她派心腹太监秘密前往南京,通知留守的兵部尚书李庆做好军事部署,防范朱高煦从山东起兵。
朱高煦果然如张氏所料,很快便得到了朱棣驾崩的风声。他派亲信潜入北京,试图联络朱高燧共同发难,却发现京营守军早已加强戒备,城门盘查森严,连他派去的信使都被郭英的人截获。而朱高燧在宫中的眼线,也被张氏借“整顿内宫”之名一一清除。当杨荣等人护送朱棣的梓宫安然抵达北京,朱高炽以太子身份主持丧礼时,朱高煦才惊觉自己已错失良机——张氏用一连串精准狠辣的操作,为丈夫铺平了登基之路。
洪熙元年正月,朱高炽登基,是为明仁宗,张氏被册封为皇后。登基大典上,仁宗望着身旁端庄得体的皇后,动情地对大臣们说:“朕能安坐皇位,皆皇后之力也。”这句话并非客套,而是他的肺腑之言。但张氏深知,仁宗体弱多病,性格仁厚甚至有些优柔,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皇权,她必须继续站在丈夫身后,成为他最坚实的支撑。
成为皇后的张氏,并未像历代后宫妃嫔那样安于享乐,而是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朝政的辅助中。她深知仁宗急于推行仁政,却容易被朝臣的言辞所左右,于是常常在退朝后与仁宗探讨国事。有一次,户部尚书夏原吉上奏请求减免江南赋税,仁宗因担心国库空虚而犹豫不决。张氏得知后,特意准备了江南百姓流离失所的奏报,连同当年朱元璋减免灾区赋税的旧例一起呈给仁宗。她对仁宗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库自然充盈。先帝晚年征战频繁,百姓早已不堪重负,如今陛下初登大宝,当以安抚民心为第一要务。”仁宗听后茅塞顿开,当即批准了夏原吉的奏请,江南百姓因此感念皇恩。
张氏虽参与朝政,却始终恪守“后宫不得干政”的底线。她从不在朝堂上公开发表意见,所有建议都只在私下与仁宗商议;她从不提拔自己的娘家人,甚至主动拒绝仁宗为她弟弟张升加官进爵的提议,说:“外戚干政乃亡国之兆,臣妾不愿朱家天下毁于张氏之手。”她的这份清醒与克制,赢得了朝臣们的一致敬重,连素来刚正不阿的杨士奇都称赞她“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
然而,命运似乎格外捉弄人。仁宗的皇位只坐了十个月,便因心脏病突发而驾崩,享年四十八岁。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再次将张氏推向了风口浪尖。此时,皇长子朱瞻基正在南京,准备返回北京为父亲奔丧,而朱高煦则在山东乐安州厉兵秣马,企图在朱瞻基回京途中设伏,夺取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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