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公寓楼门时,阳光正斜照在台阶上。林昭站在车旁等我,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封口用回形针别着。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只是把袋子按了按,仿佛怕里面的东西飞走。
“你昨晚没回家。”她说。
我没回答。风衣口袋里的相机残骸随着步伐轻轻磕碰肋骨,那点硌感让我清醒。我已经分不清哪些是记忆,哪些是植入的痕迹。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必须亲眼看见才敢信。
警局在城西老城区一栋灰白色小楼里,走廊灯光偏黄,地面铺着旧式防滑砖。林昭刷了卡带我进档案室,门锁发出一声轻响。房间不大,铁架排到顶,最里面一排标着“1940-1950 医疗机构备案”。
她抽出一份卷宗,纸页泛黄得厉害,边角卷曲,像是被人翻过很多遍。封面手写字迹已经褪色,勉强能辨认出几个词:“青山疗养所”、“儿童失踪案”、“唯一幸存者”。
“七个人进去,六个没出来。”她低声说,“登记记录里写的是突发疫情封锁隔离,可尸检报告一张都没有。只有这个——”
她翻开内页,夹着一张手绘图。线条粗糙,画的是个男孩侧颈部位,后方标注一圈不规则形状,旁边写着:色素沉淀,形似玫瑰。
我盯着那图案,喉咙发紧。
“你说……这胎记现在还能查到?”我问。
“不是现在。”她摇头,“是当年留下的描述。原始照片早就没了,据说是火灾烧毁了一批资料。但这张图是从护士日志里抄录下来的,署名是值班记录员林晚。”
名字落进耳朵的一瞬,空气像被抽走了一部分。
我没有去碰那份文件。而是解开了风衣扣子,慢慢脱下来搭在椅背上。接着,我抬手拨开后颈处的碎发,解开高领毛衣的一颗纽扣,将皮肤裸露出来。
房间里很静。连空调的嗡鸣都停了。
林昭的呼吸变了节奏。
我感觉到她的手指悬在我颈后半寸,没落下,也没收回。
“它……动了。”她说。
我知道。
那块原本平贴在皮肤上的暗红色印记,正在缓慢隆起。边缘不再是模糊的晕染状,而是像花瓣一样层层舒展,形成一个微小却清晰的立体结构。更奇怪的是,表面浮现出细密纹路,纵横交错,带着某种熟悉感。
我闭眼回想。
陈砚写字时总爱用右手虎口压住纸边,笔杆靠在中指第一关节。他改修复稿的时候,指尖常留下一道斜向下的墨痕。那些年他在档案馆坐过的椅子、摸过的纸张、握过的钢笔,都在无意识中留下重复动作的印迹。
而现在,这些纹路正刻在我的皮肤上。
像是有人把他的存在,复印进了我的身体。
林昭猛地后退一步,撞到了铁架,几份文件滑落下来。她没去捡,只是死死盯着我的脖子。
“这不是胎记。”她说,“这是……指纹。”
我没反驳。重新拉好衣领,扣上纽扣,穿回风衣。动作很稳,但我能感觉到左眼深处又开始发烫,那种电流般的异样感顺着颅骨蔓延开来。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一声笑。
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我转头看向档案柜的玻璃门——那里映出我的倒影,还有站在我身后的林昭。但在我们两人之间,多出了一个人影。
酒红丝绒裙,珍珠发卡别在发间,嘴角微微上扬。
她嘴唇在动,我没听见声音,可那句话直接出现在脑子里:
“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林昭也看到了。她瞳孔骤缩,下意识伸手去摸配枪。
“你看见了?”我问。
她点头,脸色发白。
“刚才……柜子上那个人,是谁?”
我没有回答。而是走到玻璃前,直视倒影中的女人。
“我不是你女儿。”我说。
话音落下,玻璃里的影像没有消失,反而向前迈了一步。她的手抬起,指尖几乎要触到镜面。
我站着没动。
三秒后,整面玻璃忽然恢复如常。只剩我和林昭的脸,映得有些失真。
林昭喘了口气,迅速合上卷宗,塞进纸袋。她拿出手机快速拍了几张内部页面的照片,然后按下删除原图键——这是标准保密流程,防止数据外泄。
“技术科会做光谱还原,看看能不能提取原始图像。”她说,“这份原件不能带走,但编号我已经记下了:A7-1947-06。”
我点点头。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你刚才为什么不叫支援?为什么不说这是超自然现象?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
这意味着我不再是受害者。
我是证据本身。
“带我回去。”我说。
她顿了一下,没追问。拿起纸袋转身走向门口。手刚碰到门把,走廊尽头的监控屏幕忽然闪了一下。
画面本该是大厅实况,此刻却定格在一个空座位上。镜头角度很低,像是从地面仰拍。座位上坐着一个穿红睡裙的小女孩,赤脚,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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