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化的和风悄然吹拂东海彼岸时,在帝国的北部与西部边疆,一场规模更大、更直接、也更艰难的人口迁徙与融合工程,正在铁与血、汗水与希望的交织中,结出坚实的果实。
这便是赵构登基以来,持续推行十数年、不遗余力的“实边屯垦、移民戍疆”之国策。黄河安澜,官道重修,军力强盛,为这一政策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
而对西夏的持续打击与渗透,以及对蒙古的战略防御态势,则是其最直接的驱动力。
绍兴三十五年的深秋,河北西路,真定府以北,滹沱河新垦区。
这里曾是宋辽、宋金拉锯的前沿战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不过十余年前。
如今,展现在眼前的,却是一幅生机勃勃的边塞农耕图。
广袤的田野被整齐的田垄分割,金黄的粟穗沉甸甸地低垂,在秋风中泛起波浪。
蜿蜒的引水渠如血脉般延伸,将滹沱河的清流引入田间。
星罗棋布的屯堡点缀在田野和丘陵之间,夯土包砖的堡墙在夕阳下泛着温暖的光泽,堡内升起袅袅炊烟。
田间,农夫们(许多人身着半旧的军服,显然是退伍老兵或军户)正挥汗如雨地收割;道旁,满载粮食的牛车吱呀作响地驶向堡中的谷仓;水渠边,妇人浣洗衣物,孩童追逐嬉戏;远处,成群的牛羊在军牧场圈出的草场上悠闲地吃草。
空气中弥漫着新谷的清香、泥土的芬芳和人间烟火的气息,与记忆中战马的嘶鸣、烽烟的焦臭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巨大的变迁,始于岳飞坐镇河北后,大力推行的“军屯民垦,且耕且守”方略。
朝廷颁布了极其优厚的招垦令:凡愿迁河北、河东、河套等地垦荒者,每丁授田百亩,免三年赋税,五年半税;官府提供种子、耕牛、农具(可借贷,分期偿还);所垦之地,永为世业,可传子孙;入屯者,编为‘保甲’,农时耕作,闲时操练,战时为兵;立有战功,另有厚赏。
此令一出,吸引了大量中原、江淮地区因土地兼并、赋役繁重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破产手工业者,以及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他们怀揣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最朴素梦想,在官府组织、军队护送下,扶老携幼,如同候鸟般,源源不断地“雁行”北上。
移民的安置,并非简单的划地了事,而是一套精密而系统的工程。
选址:由工部水部司会同当地驻军、州县,勘察地形,优先选择水源充足、土地相对肥沃、地势险要、便于防守的区域建立屯垦点。
往往是依山傍水,扼守要道。
筑堡:每个屯垦点,必先修筑“屯堡”。
堡墙高厚,四角设敌楼,堡门包铁,环堡挖壕沟。
堡内规划整齐,有公廨(管理所)、粮仓、武库、水井、民舍(初期多为统一搭建的排房,日后可自建),甚至祠庙、社学。
屯堡既是居住地,也是防御据点,大者可容数百户,小者数十户,堡堡相望,烽燧相接,形成纵深防御体系。
分田与组织:土地按丁口分配,阡陌相连,插标为记。
移民以“保”(十户)、“甲”(五十户)、“屯”(数甲)为单位组织起来,设保长、甲长、屯长管理,平时督促生产、调解纠纷、组织操练,战时即为基层军官。
屯长往往由退伍的老卒或有功的边军低级军校担任,兼具农事与军事经验。
生产支持:官府不仅提供初始生产资料,还派遣“劝农使”指导北方旱作农业技术(许多南方移民不熟悉),推广耐寒抗旱的作物品种(如粟、黍、高粱、豆类),传授凿井、修渠、施肥之法。
在河套等水利条件好的地区,甚至重修秦渠、汉渠等古灌溉系统,“因旧谋新,大引河水,溉田数千顷”。
军事训练:农闲时节(冬季为主),所有丁壮(16-50岁男丁)必须参加军事训练。
由驻防的正规军派出“教头”,教授队列、阵型、弓弩射击、刀牌格斗、堡寨防御等基本技能。
“保”有小旗,“甲”有大旗,“屯”有号鼓,一有警讯,可迅速集结。
他们并非替代正规军,而是作为地方守备、后勤辅助、兵员补充的重要力量,极大减轻了边防军的戍守压力,使其能更专注于机动作战。
效果是显着的。
首先,是人口的实质性增长与经济的复苏。
据户部统计,自绍兴二十年以来,累计迁入河北、河东、永兴军路(陕西)、河套等“新边”地区的移民,已逾五十万户,约三百万人。
昔日“白骨黄茅”的荒野,渐成“鸡犬相闻,桑麻翳野”的乐园。
大量荒地得到开垦,粮食产量逐年攀升。
在河套平原,“塞北江南”的盛景初现;在太行山东麓,梯田如绿带缠绕山腰;在陇右(甘肃东部),引黄灌溉的水浇田连绵成片。
粮食的自给,极大缓解了边军粮秣长途转运的沉重负担,甚至偶有盈余,可调剂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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