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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九年，春。
当《均田令》的春风吹绿了北疆的原野，无数农户在属于自己的田地里播下来年的希望时，另一场更为深远、旨在塑造人心、巩固文脉的宏大工程，也在广袤的新复疆土上悄然启动，并迅速呈燎原之势。
这便是兴学重教，推行教化。
赵构与朝廷的执政精英们深知，刀剑可以攻城略地，均田可以安身立命，但若要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无论是历经战乱的汉家遗民，还是新近归附的契丹、女真、奚、渤海等族部众——从心底认同大宋，心甘情愿地成为“王化之民”，则非兴办教育，昌明文教不可。唯有“诗书传家，礼义立人”，方能彻底涤荡胡风，使北疆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更在文化心理上，彻底融入华夏文明的主流，成就万世不拔之基业。
临安决策，文教为先。
福宁殿内，一场关于北疆文教建设的御前会议正在进行。
赵构手持一份北疆大都督府关于新附之地民情文风的奏报，眉宇间带着深思。
“官家，”礼部尚书出列奏道，“北地沦于胡尘百五十载，旧族凋零，文脉几绝。
契丹、女真等部，本无文字（指成熟文字体系）或文字简陋，民智未开，多崇武力，少知礼义。
今虽疆土已复，然欲收其心，必先化其俗；
欲化其俗，必先启其智。
兴学施教，乃长治久安之根本。”
参知政事赵鼎补充：“然，北地广袤，族群众多，言语不通，风俗各异。
兴学之事，不可操切，当因俗而治，循序渐进。
宜以官学为引领，鼓励私学、义学，并编译蒙书，双语教学，使其渐染华风，自内向化。”
北疆大都督岳飞（奏章）也强调：“治兵重在治心，安民贵在安魂。
军中已设‘忠义堂’教士卒识字明理，效果颇佳。
若能在北疆广兴学堂，使胡汉童子同窗共读，习圣贤之道，则数十年后，胡汉之见可消，边疆永固矣！”
赵构颔首，目光炯炯：“诸卿所言，深得朕心！武功开疆，文教治心。
灭一国易，灭其俗难；亡其族易，亡其史易，然欲亡其心而使之同于我，则非文教不可！”
他斩钉截铁地下旨：
“敕令北疆大都督府及诸路州县：大力兴办官学！
燕京设北疆国子监，各州设州学，各县设县学，各乡、屯、堡普设社学、义塾！
敕建‘宣仁书院’于燕京，为北疆最高学府！”
“优待士子，吸引南下：厚给廪饩（助学粮），免其家徭役，广邀江南名儒北上传道授业。”
“编译教材，因材施教：命翰林院、国子监速编《蒙养集》（简易双语蒙学读物），《圣谕广训》（皇帝教化语录），《北地风土志》等，颁行北疆。允许胡汉双语教学，渐次过渡。”
“鼓励胡童入学：胡人子弟入学，免束修（学费），供给纸笔，成绩优异者，准其参加科举，一体擢用！”
“兴建文库，收藏典籍：于各州学建藏书楼，刊印经史，使文脉绵延。”
“此事关乎人心向背，国运久长，着礼部、北疆大都督府全力督办，不得有误！”
北疆响应，学舍星罗。
圣旨一下，北疆大都督岳飞立即将兴学列为与屯田、练兵同等重要的政事，通令各州县严格执行。
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北伐”在北疆大地蓬勃展开。
燕京，原辽国南京皇宫旁，划出大片土地，兴建北疆国子监和宣仁书院。
江南招募的能工巧匠，依照临安国子监规制，结合北方建筑风格，起造明伦堂、藏书楼、斋舍、射圃。
格物院提供了新式的活字印刷设备，大量刊印《四书五经》及新编蒙书。
各州府，最好的位置留给了州学、府学。
官员们亲自督工，修复或新建学宫，悬挂孔子像，购置学田，延聘师长。
各县、乡、屯堡，利用旧有祠庙、公廨或新建校舍，广设县学、社学、义塾。
力求“十里之内，必有诵读之声”。
名师北渡，春风化雨。
朝廷的优厚政策和北疆大开发的吸引力，使得许多江南名儒、失意文人、乃至有志于边教的年轻士子，纷纷应召北上。
他们带着满腹经纶和教化蛮荒的抱负，来到北疆，执起教鞭。
同时，也注重选拔本地有文化的汉人乃至通晓汉文的契丹、渤海士人担任助教或蒙师。
学堂里，常常可见江南口音的夫子，耐心地教导着带着各种胡腔胡调的孩童诵读“人之初，性本善”。
胡汉同窗，弦歌不辍。
新政之下，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基层的社学、义塾。
燕京郊外，新设的“归化社学”。
清晨，钟声敲响，数十名年龄不一的孩童跑进学堂。
他们中有汉家子弟，也有剃着髡发（契丹）、留着辫发（女真）的胡童。
起初，孩子们因语言、习俗不同，常有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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