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刚过,常莹在沙发上醒了。
客厅里黑,只有窗外路灯透进来一点光,灰蒙蒙的。
她坐起来,被子滑落,露出身上那件红梅给的棉布睡衣——这馈赠此刻像一件温和的刑具,提醒着她的寄人篱下。
沙发是老式的,弹簧有些塌,睡一夜腰酸背痛。
她没开灯,借着那点光把被褥叠好,毯子也叠好,四四方方摆在沙发一头。动作很轻,怕吵醒里屋的人。
头发乱蓬蓬的,她用手耙了几下,没去梳。光脚踩在地上,地板凉,她缩了缩脚趾,找到那双塑料拖鞋穿上。鞋底薄,走路没声音。
厨房在院子另一头。推开门,冷风灌进来,她打了个哆嗦。十月的天,凌晨已经带着寒气。
她打开冰箱。冰箱是绿色的,启动时嗡嗡响。里面有些鸡蛋,用塑料袋装着。还有几个包子,用保鲜膜包着。她拿出来,包子是白菜猪肉馅的,昨天剩下的。
炉灶是煤气灶,拧开,蓝色的火苗“噗”一声窜起来。她架上蒸锅,把包子放进去。又拿出平底锅,倒油,油热了,磕鸡蛋。
“滋啦——”
蛋清在热油里迅速凝固,边缘泛起焦黄。油花噼啪作响,像极了那些年冬天土房里炭火崩裂的声音。 常莹看着锅里,突然想起很多年前。
那时候常松还小。她也不过十五六。常松父母走得早,一场车祸,两口子都没了。常松被父亲接到自己家——说是接,其实就是硬塞过来。父亲说,他是你弟,你得管。
家里地方小,两间土房。冬天冷,窗户纸破了,风呼呼往里灌。被子薄,是棉花被,用了十几年,棉花都结块了。晚上,姐弟俩挤在一张床上。常松睡里面,她睡外面。
常松睡着后,她会偷偷起来,把自己的被子也盖在他身上。自己冻得发抖,就蜷着身子,抱着胳膊。有时候实在冷得不行,她就下床,在屋里来回走,走热了再睡。
那些年,她是姐,也是娘。
中国式姐姐的悲剧在于,她的付出成了家族默认的利息——本金不用还,但得永远生息。等她想收回时,账本早已被岁月蛀空。
后来她嫁人了,嫁到邻村。常松跟着姐夫干过一段时间的瓦工,再后来,常松说要出海,挣钱。她不同意,说海上危险。常松不听,还是去了。
再后来,常松娶了红梅。
她和红梅的关系一直不好。她嫌红梅太强势,管着常松,不让他多帮衬自己。红梅嫌她贪得无厌,总来要钱。吵过,闹过,撕破脸过。
可昨天下午,红梅让她写借条时,她看着红梅的眼睛,突然觉得,红梅其实也挺可怜的。
一个女人,怀着孕,肚子已经那么大了。男人不在身边,在海上漂着。她要操心店里的事,进货、算账、招呼客人。要操心家里的事,英子上学,吃喝拉撒。还要防着自家亲戚来打秋风,防着丈夫偷偷拿钱接济姐姐。
换做是她,可能早就崩溃了。
但红梅没有。红梅坐在那儿,腰板挺得直,说话一句是一句,不慌不忙。
常莹突然有点佩服她。
可这佩服就像雪地里的脚印,太阳一出来就化了。下一秒,那三万块的借条又像刀子一样,横在心上。
凭什么?
常松是她弟,给她钱天经地义。红梅凭什么让她写借条?还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报警,什么断绝关系。
想到这里,常莹心里那点柔软又硬了。
穷亲戚的道德观是弹簧做的——你强时它缩成一团讲恩情,你弱时它立刻弹直了跟你算账。
她想回家,回自己那个快要塌的土房。三个儿子虽然不省心,但那是她的家。她不想在这儿受窝囊气,看人脸色,被人呼来喝去。
但是没办法。
要忍辱负重。现在对红梅好一点,伺候她,照顾她,留点好印象。这个钱日久天长的,也许就不用还了。红梅肚子里的孩子生了,她这个当姑姑的出力了,红梅还好意思逼她还钱?
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一头放着别人的难处,一头放着自己的苦楚。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看不清重量,而是宁可闭上眼睛,好让自己这头,沉得理直气壮一些。
常莹的人生像条被缝了又拆的旧裤子——一边是“长姐如母”的金线,绣着过去的荣光;一边是“吸血蚂蟥”的破洞,漏着现在的难堪。她在这条裤子里挣扎,既舍不得拆了金线,又补不上那个洞。
她想着,手上动作慢了。
锅里的鸡蛋焦了,边缘发黑,冒起烟。
“哎哟!”
她赶紧把火关小,用铲子把鸡蛋翻过来。背面已经糊了,黑乎乎一片。
她把那个鸡蛋盛到盘子里,放在一边。又重新倒油,敲第二个鸡蛋。
红梅也醒了。
她是被尿憋醒的。怀孕到了中期,总想上厕所。她慢慢坐起来,身上穿了件深蓝色的睡裙,棉布的,宽松。裙子是前几个月买的,当时穿着还大,现在正好。外面套了件米色的开衫,开衫是旧的,袖口起了球。她下床,穿上棉拖鞋。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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