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大兴安岭的雪来得比往年都猛。十二月初就开始下,一直没停,到了腊月,积雪已经深得能没过成年人的腰。林场的老人说,这是四十年来最大的雪灾,连最熟悉林子的老猎手都不敢轻易进山。
陈大山偏偏不信邪。
他是林场里有名的猎手,祖上三代都在山里讨生活。他熟悉这里每一条兽道,每一片白桦林,甚至闭着眼睛都能摸回营地。腊月二十三那天,他揣着半瓶烧酒,背着那杆老式双管猎枪,说要去看看布下的陷阱有没有收获。妻子张秀英拉着他的胳膊劝:“这天气,熊瞎子都躲洞里不出门,你去干啥?”
“陷阱里要是套住了东西,不去取就糟蹋了。”陈大山拍拍妻子的手,咧开嘴笑了,“天黑前准回来。”
谁能想到,这话竟成了夫妻间最后的言语。
进山不到两小时,天就变了。北风突然转了向,卷着雪粒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陈大山眯着眼,凭着记忆往布设陷阱的山坳走,可走着走着就发现不对劲——四周的树都长一个样,雪把一切标记都掩埋了。他试图找到自己来时留下的足迹,却只看到一片平整的白,仿佛他从未踏足此地。
恐慌像冰水一样慢慢浸透他的骨髓。
他掏出指南针,指针疯了一样乱转。山里藏着磁铁矿,这玩意儿在平常还好用,可在大雪封山时,就成了要命的误导。他强迫自己冷静,选了一个方向前进。雪越下越大,能见度不足十米,林子里的光线越来越暗,分不清是阴天还是黄昏提前降临。
第一个夜晚,他在一棵倒木下挖了个雪窝子,靠着体温和半瓶烧酒熬了过去。天亮时,雪停了,但气温骤降到零下四十度。他清点装备:十二发子弹,三块硬邦邦的玉米饼,一盒受潮的火柴。他朝着自认为营地的方向走了一天,黄昏时却发现自己回到了那棵倒木旁——他在雪原上走了一个巨大的圆圈。
绝望第一次真正攫住了他。
第三天,玉米饼吃完了。他开枪打了一只松鸡,却因为手冻得发抖,子弹只擦伤了它的翅膀,让它挣扎着飞走了。黄昏时,他在一处背风的山坡下发现了一排奇怪的足迹——不是狼,不是鹿,也不是熊。那脚印像人的手掌,却比人的手掌大两倍,指节分明,深深印在雪中。陈大山蹲下身仔细观察,一股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头顶:这脚印没有前后,像是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
他几乎是跑着离开了那个地方,耳边总回荡着若有若无的喘息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雪中跟着他。回头看去,却只有飞舞的雪花和墨黑的树影。
第四天傍晚,弹尽粮绝。他的右脚冻伤了,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意识开始模糊,眼前不时闪过温暖的幻象:家里的火炕,妻子熬的玉米粥,孩子红扑扑的脸蛋。他知道自己可能走不出这片林子了。
就在太阳最后一丝余晖即将被林海吞没时,他看见了一片微光。
起初以为是雪盲症产生的幻觉,但那光越来越清晰——是一群散发着柔和白光的驯鹿,大约七八头,在林中安静地站着。它们的毛色与雪地几乎融为一体,只有那双幽深的眼睛和鹿角上跃动的微光表明它们的存在。最奇特的是,它们的蹄子踏在雪上,竟不留一点痕迹。
陈大山愣在原地。他在这片林子里打了二十多年猎,从没见过这样的驯鹿。它们不像真实存在的动物,更像是从古老传说里走出来的精灵。
领头的雄鹿朝他转过头,鹿角上的光像呼吸般明灭。然后,它缓缓迈开步子,其他驯鹿紧随其后。走了几步,它又停下来,回头望着陈大山,仿佛在等待。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陈大山脑中形成:它们要带他去什么地方。
他拖着冻伤的腿,踉跄着跟上鹿群。驯鹿走得不快不慢,总是和他保持二十米左右的距离。它们穿过密林,越过冰封的溪流,在看似无路的地方找到隐约的小径。陈大山注意到,鹿群走过的地方,风雪似乎小了些,空气也不那么刺骨了。
走了约莫一个多小时,鹿群突然在一处山坳前停下。陈大山喘着粗气赶上来,眼前的景象让他瞪大了眼睛——三座低矮的木刻楞房子依山而建,烟囱里正冒着炊烟。木屋周围用粗木桩围了一圈,院子里堆着柴火,屋檐下挂着冻鱼和兽皮。
这是一个猎民营地。
陈大山想回头感谢那些引路的驯鹿,却发现身后空空如也。只有一行他自己的脚印延伸进黑暗的林子,那些散发着微光的鹿仿佛从未存在过。一阵眩晕袭来,他踉跄着扑向最近的那座木屋,用尽最后力气敲响了木门。
门开了,一个满脸皱纹的鄂温克老人出现在门口。老人穿着传统兽皮袍子,眼神锐利如鹰。他看到陈大山的模样,二话不说把他扶进屋,朝里屋喊了句什么。不一会儿,一个中年女人端来热腾腾的肉汤,又端来一盆雪,让他把冻伤的脚放进去慢慢回暖。
陈大山在温暖的火炕上昏睡了一天一夜。醒来时,老人的儿子告诉他,这里是一处鄂温克猎民的临时冬营地,他们本来计划这几天就迁往更南边的山谷,因为这场雪实在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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