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查工作进行到第十天,一个特殊人物进入了协助小组的视线——住在村西头小院的孙景尧。
孙景尧是个外乡人,不是上岸渔民,是渔村建设的时候主动来落户的,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孙先生”。
他五十来岁,面容清癯,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平日里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说话文绉绉的,带着几分省城人的斯文。
据说他以前在长沙做过小职员,写得一手好字,解放后因为战乱商行倒闭,便回到祖籍渔村——村里有他一位远房堂叔,算是沾了点亲戚关系。
孙景尧深居简出,很少和村里人来往,每日只是闭门在家,偶尔会帮村民写写书信、对联,换点口粮度日。他的小院收拾得干干净净,院门口种着几株兰草,与渔村常见的杂乱院落格格不入。
这样的“与众不同”,在平静的日子里或许只是让人觉得“孤僻”,但在“清理积案”的风暴中,却成了“可疑”的代名词。
一份匿名检举材料送到了村公所,纸上的字迹潦草仓促,只写着寥寥数语:“举报孙景尧,来历不明,经常关着门在家捣鼓东西,半夜能听到他屋里收音机有奇怪的声音,疑似与特务联络,请组织严查!”没有署名,没有具体证据,只有凭空的猜测和怀疑,但在这个敏感时期,这样的举报足以让协助小组不敢掉以轻心。
刘满根当即让人去请孙景尧来村公所问话。半个时辰后,孙景尧提着一个蓝布包袱,缓步走进了偏房。
他依旧穿着那件旧长衫,步履沉稳,脸上没有丝毫慌乱,只是在看到屋里的几人时,微微颔首示意,神色平静得有些反常。
“孙景尧同志,请坐。”刘满根指了指旁边的竹椅,“今天请你来,是有些情况想向你核实一下,你如实回答就好。”
孙景尧坐下,将蓝布包袱放在脚边,轻声道:“各位同志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周铁山坐在主位,目光锐利地盯着他:“孙景尧,你以前在长沙哪个商行工作?具体做什么职务?为什么会回渔村?”
“民国二十八年,我进入长沙‘裕丰商行’做账房先生,主要负责记账、核对账目。”孙景尧语速平稳,条理清晰,“民国三十六年,商行被战火波及,货物烧毁,老板跑路,我无处可去,想起渔村有位远房堂叔,便来投奔,一直待到现在。”
“你说你是做账房先生,有什么证明吗?”周铁山追问。
孙景尧从蓝布包袱里拿出一份折叠整齐的纸,递了过去:“这是商行当年给我开的离职证明,盖有商行印章,还有我在长沙居住时的户籍证明复印件,上面有派出所的印章,各位可以查验。”
周铁山和刘满根接过证明,仔细翻看。离职证明上的字迹工整,红色的印章清晰可辨,户籍证明也符合当时的格式。两人对视一眼,又继续问道:“有人举报你经常闭门不出,在家捣鼓东西,半夜收音机有奇怪的声音,你怎么解释?”
孙景尧微微蹙眉,随即释然一笑:“各位同志,我性格喜静,不喜喧闹,平日里在家看看书、练练字,算不上‘捣鼓东西’。至于收音机,是我民国三十五年在长沙买的‘亚美’牌矿石机,已经用了好几年,有些老旧了。
我晚上偶尔会听听省台的新闻和戏曲,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声音。或许是邻居听错了,把收音机的杂音当成了别的声音。”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我孤身一人,无儿无女,平日里也没什么事,听听收音机只是解闷。
如果组织不放心,可以去我家里看看,那台矿石机就在桌上,还有我写的字、读的书,都可以查验。”
刘满根和周铁山又问了些关于长沙商行、回乡路程的细节,孙景尧对答如流,没有丝毫破绽。询问似乎就要在“加强注意,有事报告”的告诫中结束。
就在这时,一直沉默记录的沈知言,状似无意地抬起头,目光落在孙景尧脸上,问了句:“孙先生,您那台‘亚美’牌矿石机,是单回路还是双回路的?接收省台信号稳定吗?最近常听哪个节目?”
孙景尧微微一怔,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快的异样,像是意外,又像是被戳中了什么,快得让人几乎以为是错觉。
他很快恢复自然,嘴角勾起一抹浅淡的笑:“沈同志也懂收音机?我那台是最简单的单回路矿石机,接收效果一般,也就省台能勉强听清,偶尔有杂音。最近常听省台的戏曲节目,比如《刘海砍樵》,解解闷。”
沈知言点点头,没再说话,低头继续记录。他并非发现了什么确凿疑点,只是基于穿越者的常识,知道矿石机的接收能力有限,单回路矿石机想要稳定接收信号并不容易,更别说所谓的“联络信号”。
他随口一问,既是展现自己的“警惕性”,也是想试探一下孙景尧。而孙景尧那一瞬间的眼神变化,让沈知言心里留了道淡淡的影子。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这一问一答原原本本记在了谈话记录末尾,不添加任何主观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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