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医院的老药房在住院部一楼最东头,木门上的“药房”二字漆皮剥落,露出底下的木纹,像两道浅浅的疤痕。陈砚推开虚掩的门,一股混合着酒精和草药的气息扑面而来,药柜的玻璃门蒙着层灰,里面的药瓶大多空了,标签泛黄卷曲,像垂暮老人的睫毛。
“《拾遗录》说药瓶在第三排最左的抽屉里。”林晚指着药柜,指尖划过积灰的玻璃,“1981年春天,周明在这里买了瓶止痛片,藏在抽屉深处,给王大叔治腿疼。瓶底写着‘每晚一片,别多吃’,怕他疼得厉害时过量服用。”
第三排抽屉的锁早就坏了,轻轻一拉就开。里面堆着些旧药盒,大多是“土霉素”“甘草片”之类的老药,最底下压着个棕色的玻璃瓶,瓶盖是铁皮的,锈得和瓶身粘在一起,标签上印着“复方阿司匹林”,生产厂家是“县制药厂”,日期模糊得只剩“1981”几个数字。
陈砚用小刀撬开瓶盖,一股淡淡的苦味涌出来,里面装着十几片白色药片,边缘已经发黑,却依旧保持着完整的形状。瓶底果然有行小字,是用针尖刻的:“每晚一片,别多吃”,刻痕极浅,像怕被人发现,又像刻字时手在发抖——周明当年总说自己手笨,做不了细活,可这些字却刻得整整齐齐,一笔一划都透着小心。
“王大叔的腿伤是粉碎性骨折,”林晚想起村里的病历记录,“医生说阴雨天会疼得钻心,整夜睡不着。周明每次来医院,都要问医生‘有没有不伤人的止痛药’,医生说阿司匹林副作用小,他就攒了半个月的津贴,买了这瓶。”
抽屉的角落里,还藏着张揉得发皱的处方笺,是当年医生开的,上面写着“王某某,男,45岁,腿痛,复方阿司匹林,每晚一片”,落款是“李医生”。处方笺背面用铅笔写着行小字:“周明代取,记在我账上”,是李医生的笔迹——当年周明怕王大叔知道是他买的药,就跟医生说“记我账上,以后从工资扣”,其实他根本没工资,是用自己的粮票抵的。
“李医生还在吗?”陈砚把处方笺抚平,纸面脆得像枯叶。
“退休啦,现在住县城。”林晚从包里掏出张照片,是周磊给的,照片上年轻的周明站在药房门口,手里攥着个纸包,旁边站着位戴眼镜的医生,就是李医生,“去年采访李医生时,他说周明当年总来问‘止痛片能不能多买几瓶’,他说‘这孩子实诚,自己啃干馒头,也要给老人买药’。”
药瓶的内壁粘着张更小的纸条,是用包药的油纸写的,字迹是王大叔的,歪歪扭扭的:“明小子,药收到了,不疼了,你别总乱花钱”。纸条边缘有圈浅浅的水渍,像是被眼泪泡过——王大叔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早就知道药是周明送的,只是两人都心照不宣,维持着这份沉默的善意。
药房的窗台上,摆着个旧血压计,水银柱早就落到底了,旁边放着本值班日记,翻开是1981年的记录,其中一页写着:“3月15日,周明来,问‘阿司匹林吃多了会怎样’,嘱其严格按剂量服用。”后面画着个小小的感叹号,是李医生的习惯,遇到上心的事就画一个。
“他肯定怕王大叔过量服药。”林晚摸着日记上的感叹号,“你看这字迹,比别的都重,是特意提醒自己要多留意吧。”
药柜的最上层,还放着个搪瓷杯,杯身上印着“为人民服务”,是周明当年用的。杯底结着层厚厚的茶垢,里面还留着半杯干茶叶,是最便宜的“茉莉花茶”——周明不喝茶,却总在药房等药时,泡上一杯,说“闻着香,心里踏实”,其实是怕医生催他结账,故意拖延时间。
“当年药房的药都是凭票供应的,”林晚指着墙上的旧标语“节约药品,支援前线”,“止痛片更是紧俏货,周明为了买这瓶药,在药房门口等了三天,才等到新到货。”
药房的门被推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拐杖走进来,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正是退休的李医生。他看见陈砚手里的药瓶,突然停下脚步,浑浊的眼睛亮了起来:“这不是周明买的那瓶止痛片吗?我认得这瓶盖,当年是我亲手给他拧上的。”
李医生接过药瓶,指尖抚过瓶底的刻字,突然叹了口气:“那孩子当年总说‘王大叔不容易,我多帮衬点是应该的’。有次王大叔疼得厉害,半夜来敲门,是周明背着他来医院的,走了十五里山路,鞋都磨破了,脚上全是血泡。”
他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个小本子,翻开是1981年的账册,其中一页写着:“周明,欠阿司匹林一瓶,抵粮票五斤”,旁边画着个小小的对勾,是后来补的,“这五斤粮票,他直到返城前才还清,用的是自己省下来的口粮。”
“王大叔知道吗?”林晚轻声问。
“知道。”李医生点头,“1983年他来复查,我跟他说了。他当时没说话,蹲在药房门口抽了半包烟,临走时说‘替我谢谢周明,等我腿好了,给他做双新鞋’。可惜……”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王大叔到死都没等到腿好的那天,鞋也没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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