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的暂时安宁和内部改革取得的初步成效,为冉魏王朝带来了一个相对稳定、可以着眼长远规划的发展期。然而,冉闵与王猛的脚步并未因此有丝毫停歇。他们深知,打天下难,治天下更难。现有的制度框架,大多源于统一战争期间的急就章,以及对前朝旧制的修补改良,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要支撑一个如此庞大、且仍在不断消化整合的帝国实现长远发展、国祚永续,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系统性的鼎新革故,构建起一套更加稳固、高效、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制度体系。
于是,一场关于未来国家根本制度走向的大讨论,在永和十九年末至二十年春,于建康朝堂之上热烈展开。这场讨论不再局限于具体政策,而是深入到政治体制、法律体系、经济结构以及文化教育等根本性制度层面,其争论之激烈,思辨之深入,堪称定鼎以来之最。
政治体制方面,争议最大、也最为敏感的,是关于是否恢复或变相恢复“分封制”的议题。部分立有战功的将领和某些归附的部族首领,出于自身及其后代利益的考虑,或明或暗地提出,应在边疆新征服区域或战略要地,仿效周代古制,分封宗室子弟或功勋卓着的重臣,授予其较大的军事、财政和行政自治权,认为这样才能更好地“以藩屏周”,镇守四方,巩固边疆,并酬谢功臣。
“陛下,”一位慕容部的贵族在朝会上如此进言,得到了部分羌、氐首领的附和,“漠北、西域,地广人稀,情势复杂,胡汉杂处,若全然依靠朝廷派遣流官治理,恐难奏效,易生变故。不若分封诸王或功勋大将,许其开府建牙,世守其地,则可将朝廷恩威直达边陲,亦可激发藩王守土之责,则可永固边陲,此乃万全之策。”
然而,此议遭到了王猛、谢安以及大多数通过科举上位的文官,乃至部分有远见的武将的强烈反对。
王猛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声铿锵:“分封之弊,史鉴昭昭,血迹未干!汉有七国之乱,骨肉相残;晋有八王之祸,神州陆沉!皆因封国强大,尾大不掉,中央威权失坠!如今陛下混一宇内,政令初畅,正宜加强中央集权,全面推行郡县流官制度,岂可再开历史倒车,为后世埋下分裂战乱之祸根?边疆之镇,有军镇制度足矣!都督掌军事防务,刺史治民政治理,二者相互牵制,任期有限,定期轮换,方可防微杜渐,使兵权、治权尽归朝廷!”
谢安也从文化融合与国家认同的角度补充:“分封易生割据,割据则必生隔阂,各自为政,不利于’华夏一体‘之大局塑造,亦不利于统一法令、统一文教之推行。当以统一之官制、统一之律法、统一之度量衡、统一之意识形态,行于天下,方能凝聚亿兆民心,铸就牢固国本。”
冉闵最终采纳了王猛、谢安等人的意见,明确宣布,态度坚决:“朕之天下,行秦制郡县,永废分封!此乃底线,后世子孙,亦需谨守此训,敢有言分封者,视同谋逆!军镇乃国家之爪牙,非私人封地,将领按功行赏,赐以爵禄田宅,然兵权不可世袭,封地更属妄想!”
法律方面,在《大魏律》这部统一法典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编纂更为详尽的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汇编,试图使法律适用更加统一和规范。并开始讨论设立相对更独立的司法体系的可能性,比如考虑在地方层面将司法权与行政权进行一定程度的分离,设立专职的司法官员(如提刑按察使),尝试将“法行于天下,刑赏出于一”的理念进一步制度化,限制地方长官的任意裁量权。
经济上,争论的焦点在于商业的地位与国家应对策略。随着南北统一、丝路畅通以及国内秩序恢复,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商人阶层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是否应该继续秉持“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还是适当调整,鼓励商业发展,以促进货物流通、增加国家税收?
一些保守官员,尤其是出身田亩的官员,坚持“农为邦本,商为末业”的观念,认为商人“不事生产,囤积居奇,操奇计赢”,易使民风趋于浮华狡诈,应予抑制,将其限制在必要范围内。
而另一些务实派官员,包括部分户部、工部官员以及见识过商业活力的地方官则指出,商业可互通有无,活跃经济,平抑物价,朝廷控制的边境榷场、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也为国库带来了巨额且稳定的收入,是田赋之外的重要补充。完全抑商,无异于自断财路。
王猛倾向于务实派,他提出:“重农固是立国之本,无农不稳,此毋庸置疑。然商业亦不可或缺,无商不活。当务之急,非是简单抑商,而是立法规范,设立公平之市易法,平抑物价,严厉打击奸商垄断、欺诈行为,保护正当贸易。使农、工、商各安其业,各得其利,则国家财政可丰,百姓生活可便,此乃强国之道。”
最终,朝廷决定在严格监管(如市场准入、价格报备、质量检查)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对民间商业的限制,鼓励合法经营,并着手制定详细的《商税则例》和《市舶法》,试图将日益活跃的商业活动纳入有序管理、依法课税的轨道,使其成为帝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非打击对象。
文化教育方面,则在已有的官学体系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扩大受教育面,尤其是如何将基础教化推行至更偏远的乡村和边疆地区。谢安等人提议,可由朝廷提供部分资助或政策鼓励(如减免赋役),鼓励地方士绅或宗族兴办“社学”、“义学”,作为官学体系的补充,招收贫寒子弟启蒙识字。同时,对于官学教材内容,除了儒家经典核心,是否应适当增加更多实用性的算学、基础律学、乃至初步的格物常识,也引发了广泛讨论,虽然争议很大,但重视实用技能的思潮已开始抬头。
朝堂之上的这些争论,有时激烈如战场,有时胶着难解,但总体是在冉闵和王猛有效掌控的、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推进改革、富国强兵的大方向下进行。每一次激烈的争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使得帝国未来的制度蓝图更加清晰,细节更加完善,共识也逐渐凝聚。
这场“朝堂议鼎新”,标志着冉魏王朝从开创期的“破旧立威”,进入了建设期的“鼎新立制”阶段。它不再仅仅满足于军事征服和政治统一,而是开始系统地规划、设计和构建一个能够支撑帝国长远发展、实现长治久安的、全新的制度模式与治理体系。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争议也不会停止,但帝国前进的方向与根本原则,已然在争论中愈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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