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盛夏,烈日炎炎,如同巨大的火炉烘烤着关中大地,蝉鸣聒噪,一声高过一声,更添几分闷热。长安城外,灞桥之畔,古老的垂柳枝条也无精打采地低垂着,仿佛被这酷暑抽去了所有力气。然而,这里的气氛却与这慵懒倦怠的夏日截然不同,充满了壮怀激烈的离别与豪情,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与“青山处处埋忠骨”的决绝交织在一起。
一支特殊的车队正在灞桥驿站旁集结。数十辆简朴至极、没有任何装饰的马车,载着简单的行李、大量的书籍、文具、农书、医册以及朝廷拨付的、为数不多的办学经费。车旁,是那些在曲江宴上主动请缨的新科进士们。他们褪去了曲江宴上的荣耀光环与青色官袍,换上了便于远行的粗布衣衫,脸上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对理想的执着,以及一丝即将面对未知困难与艰苦环境的凝重。没有人知道前路具体有何艰难险阻,但眼神中都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慕容翰是其中之一。他拒绝了朝廷为其配备的随从仆役,只带了两名自愿跟随他的、略通文墨、对汉文化抱有好奇的本族青年作为助手。他正在最后检查车上的书籍是否捆扎牢固,防止在漫长崎岖的路途中散落损坏,一个熟悉而略显苍老、带着复杂情绪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
“翰儿。”
慕容翰身体一僵,缓缓转过身。只见他的父亲,那位曾经在贡院门前纵马喧嚣、性情刚猛的慕容部万夫长慕容垂,竟独自一人,牵着一匹显然赶了远路的、毛色汗湿的骏马,站在不远处的柳树下。他今日未着彰显身份的戎装,只是一身普通的、沾满尘土的胡服,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以及一种混合了无奈、担忧、失落,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为儿子骄傲的复杂表情。
“父亲……”慕容翰有些意外,连忙上前行礼。自从放榜那日之后,父子二人因为志向不同,关系一直有些僵硬,未曾好好说过话。
慕容垂看着儿子这一身与部落勇士格格不入的布衣,以及那明显因刻苦读书而清瘦却更显坚毅精神的脸庞,沉默了片刻,仿佛在艰难地消化着儿子的选择。忽然,他解下了自己腰间那柄伴随他征战多年、装饰华丽、刀鞘上镶嵌着宝石的佩刀,递了过去。那柄刀,见证过他的荣耀,也沾染过敌人的鲜血。
“带上吧。”老万夫长的声音有些沙哑干涩,带着一种认命般的妥协,“陇西那边,不比长安。汉胡杂处,情况复杂,民风彪悍,未必人人都理解你这套‘文治教化’。山里可能有不开化的马匪,部落里也有冥顽不灵的老古董。既要传文,也要能自卫。这刀……或许用不上,”他顿了顿,目光深沉地看着儿子,“但带在身边,心里踏实。记住,你骨子里流着的,终究是慕容家勇士的血。”
慕容翰看着父亲递过来的、沉甸甸的佩刀,那上面沾染过鲜血,也凝聚着部落的旧梦与传统。他犹豫了一下,看着父亲眼中那不容拒绝、甚至带着一丝恳求的神色,最终还是双手接过,郑重地系在了自己布衣之下的腰间。冰冷的刀鞘与他身上象征文雅教化的儒生布衣形成了奇特的组合,却也象征着一种无奈的融合——武力与文教的结合,旧传统与新使命的交接,以及一个父亲对远行儿子最深沉、最直接的牵挂。
“谢谢父亲。”慕容翰低声道,心中五味杂陈。
慕容垂摆了摆手,似乎不想再多说什么,怕泄露更多情绪,只是深深地、复杂地看了儿子一眼,仿佛要将他此刻的样子刻在心里,然后猛地转身,翻身上马,动作依旧矫健,却带着一丝落寞,头也不回地策马离去,背影在夏日蒸腾晃动的尘土与热浪中,显得有些佝偻,又有些释然的孤独。
马车终于开始缓缓启动,车轮碾过被晒得滚烫、浮土深厚的黄土官道,扬起滚滚烟尘,如同一条黄龙,向着西北方向,向着广袤而未知、贫瘠却充满挑战的陇西大地驶去。
慕容翰坐在颠簸摇晃的车厢里,掀开车帘,回望那渐行渐远、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的长安城廓。目光所及,看到官道两旁,有许多今年春天官府组织栽种、尚未成活的胡杨树苗。树苗还十分细弱,在干热的风中艰难地摇曳着,纤细的枝条仿佛随时会被折断,但它们那深扎于贫瘠土壤中的根须,和努力挺得笔直、向着天空顽强生长的主干,却透露出一股不屈的生命力。就像他们这些即将奔赴四方、扎根边陲的学子,虽然力量微薄,前路未知,却怀抱着坚定的信念,要在那片陌生的土地上,开枝散叶,播种文明。
而在遥远的陇西,某个刚刚由官府划拨土地、各族百姓出力、用黄土和茅草搭建起来的简陋学堂前,一群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眼神却如同高原天空般清澈、充满好奇与渴望的羌族孩子们,正聚集在低矮的门口,踮着脚尖,小手搭在额前,向着长安方向痴痴地张望。他们手中,紧紧捧着由州府下发、用鞣制过的羊皮精心缝制而成的“课本”,上面用胡汉双语,笨拙而认真地书写着最基础的《千字文》和《急救章》文字,旁边配着稚嫩的图画。课本的扉页上,有一行先生教他们认读、他们尚不能完全理解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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