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五年的初春,寒意尚未完全退去,一股不同于往岁的躁动已在大明南北悄然滋生。这躁动,不再仅仅源于工坊的轰鸣、港口的喧嚣,或是朝堂上关于实学取士的争论,而是来自于一种更为无形、却更具穿透力的力量——信息。
随着《专利新律》的试行与科举实学科的扩围,一股学习“格物”、“算学”的风气,已从士林官场,悄然刮向了更广泛的市井阶层。然而,知识的传播,始终受制于一个关键的瓶颈:书籍。传统的雕版印刷,费时费力,成本高昂,使得《格物图说》、《算学精要》这类新学书籍,虽名声在外,却仍只是少数人才能拥有的珍稀之物。
这一日,南京城内最为繁华的夫子庙附近,一家新开的书肆前,人头攒动,几乎阻塞了街巷。引得路人纷纷侧目,不知是何等畅销书籍,能引发如此抢购热潮。
只见那书肆门楣上,悬挂着一块簇新的黑底金字招牌——“活字文澜阁”。店内,不见堆积如山的雕版,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排列的木格,格内分门别类地放置着无数个反刻的泥活字或木活字。几名伙计正根据顾客需求,飞速地从格中拣字,排版,涂墨,覆纸,用一架简易的螺杆压印机轻轻一压,片刻之间,一张字迹清晰、墨色均匀的书页便已印成!
这正是朱雄英布局已久的又一关键落子——活字印刷术的规模化应用与推广!
他深知,思想观念的变革,离不开高效的知识传播工具。早在数年前,他便授意将作监,在继承宋代毕昇泥活字技术的基础上,组织工匠深入研究,改进烧陶工艺,提高活字硬度和耐用性;同时,借鉴标准化理念,统一活字尺寸和字体;更设计制造了数种省力、高效的压印器械。经过多年秘密试验和改进,“活字文澜阁”作为官督商办的试点,终于在这洪武二十五年的春天,正式亮相南京。
其效果是爆炸性的。
以往需要数月才能雕版印刷的一部《算学精要》,在“活字文澜阁”,只需十数日便可排版开印,成本仅为雕版的十之二三!而且,活字可以反复使用,排版灵活,不仅可以印刷书籍,更可以快速印制朝廷邸报的增刊、海事总局的航行通告、乃至工部最新的《专利核定公示》!
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开。不仅南京城的士子、商贾、乃至识字的工匠蜂拥而至,连周边州府的书籍商人也闻风而动,前来批货。一时间,“活字文澜阁”门庭若市,各种新学书籍、实用手册、乃至用白话编写的《蒸汽机浅说》、《海外风物志》等普及读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低廉的价格,流入了千家万户。
知识传播的门槛,被极大地降低了。
在苏州府的一家茶馆里,几位茶客不再仅仅谈论风月或田亩收成,而是争相传阅着一本刚从南京贩来的、用活字印刷的《几何初步》,对着上面的图形指指点点。
在松江府的一个织工聚居区,有识字的工头,利用晚间休息,向工友们朗读活字印刷的《工坊律例补充则例详解》,讲解他们的权利与义务。
甚至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一位对机械感兴趣的少年,因为购得一本廉价的《杠杆滑轮原理图说》而欣喜若狂,如获至宝。
铅火(活字多为铅锡合金或陶土烧制,故称)燎原,点燃的是民智的星星之火。一种基于实用知识和信息获取的、新的市民文化,正在帝国的土壤下悄然涌动。
然而,这股新生的力量,也立刻引起了旧有势力最深的恐惧和最强的反弹。他们敏锐地意识到,活字印刷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几本新书,而是一种可能彻底颠覆其话语权和知识垄断地位的恐怖力量!
这一次,反对的声音不再仅仅停留在朝堂的奏章之上。
数日之后,一场精心策划的风波,骤然在南京掀起。先是国子监内,有监生匿名散发揭帖,痛斥活字印刷的书籍“校勘不精,错漏百出”,“字迹呆板,毫无神韵”,“使圣贤典籍流于匠气,实乃斯文之劫难!”。
紧接着,南京城内几家历史悠久、以雕版精美着称的老字号书坊,联合起来,指使伙计和相熟的文人,在“活字文澜阁”门前聚集,高声指责其“以劣质低价,冲击正版”,“扰乱书市,败坏学风”,甚至有人暗中煽动地痞流氓,企图冲击店铺,破坏印刷器械。
更有一份言辞激烈的“万言书”,以“南京士绅耆老”的名义,被递到了通政司,直指皇长孙朱雄英,称其推行活字印刷,是“纵容劣币驱逐良币,毁我千年文脉,其心可诛!”要求朝廷立即查封“活字文澜阁”,禁绝活字印刷,恢复雕版正统。
风波骤起,来势汹汹。矛头直指朱雄英,更指向这开启民智的利器。
“殿下,‘活字文澜阁’外聚集了不少人,情绪激动,府衙的差役快要弹压不住了!”一名侍卫匆匆入内禀报。
朱雄英正在总衙与宋礼等人商讨“洪武叁型”蒸汽机量产的最后细节,闻报后,他面色平静,并无太多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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