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爷爷是画师,专给垂死之人画遗像。
村里传说,他最后一幅画的是他自己,画完人就没了,画也不翼而飞。
祖训从此立下:后代男丁,年满二十必画像,但画完必须立刻烧掉。
今年轮到我。
画师是位外乡来的瞎眼老人,他摸索着我的脸骨,低声怪笑:
「像,真像……你太爷爷画自己时,也是这个年纪。」
画像完成时,我瞥见角落不起眼的落款——
那分明是我太爷爷的私章,而画中人的眼角,正缓缓渗出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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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柳家庄,百十来户人家,窝在山坳里,进出就一条盘山路。村子老了,老得村口那棵歪脖子槐树都说不出年纪,老得许多规矩和忌讳,像陈年的蛛网,层层叠叠粘在每户人家的房梁上、炕头上、心头上。
我们柳家,在村里有点特殊。特殊在太爷爷,也特殊在那条传了四代、像个沉重枷锁似的祖训。
太爷爷柳墨轩,是晚清时候的人,读过几年私塾,后来不知跟谁学了一手丹青,尤其擅画人像。但他这画,不画活人生气,专描死人遗容。村里老人说,太爷爷那支笔,蘸的不是寻常墨,是混了辰砂、香灰和一种叫“定魂草”的秘制药汁。请他画遗像的人家,得在逝者咽气后一个时辰内,身体未僵,余温尚存时,请太爷爷过去。他对着尸身,铺开特制的熟宣,不用看,就那么闭着眼,或者眯缝着,手指在尸身脸上轻轻拂过几处骨点,然后提笔就画。画出来的像,据说跟刚断气时的模样分毫不差,连嘴角最后那点未散的人气儿都能描摹出来,透着股说不出的“活”劲儿。因此价钱不菲,但也让人敬畏,背后都叫他“勾魂画师”。
太爷爷靠这手艺,置下些薄田,盖起柳家老宅,成了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可关于他的死,却是个谁也说不清的谜。村里最通行的版本是:太爷爷七十岁那年,身体硬朗,突然有一天,把自己关进平日作画的那间西厢房,不让任何人打扰。三天后,家里人觉得不对劲,撞开门,发现太爷爷穿戴整齐,坐在他那张黄花梨太师椅上,已经没了气息,脸上表情很平静,甚至带着点古怪的笑意。面前画架上,绷着一张空白的熟宣,画笔搁在一旁,砚台里的墨却已干透。
画呢?传说中太爷爷给自己画的那幅遗像,不翼而飞。
从此,柳家就多了条铁打的祖训,刻在一块褪了色的桃木牌上,挂在祠堂偏厅的墙头,每个柳家男丁开蒙识字后,都要被领去,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烙进脑子里:
「凡我柳氏男丁,年届二十,必请画师绘像一幅。画像已成,须即刻于祠堂天井中,当众焚化,纸灰入坛,沉于后山老井。画像不得留存,不得窥视全貌,违者逐出宗族,祸延子孙。」
为什么?没人说得清。只说是太爷爷临终前模糊的叮嘱演化而来,为了避讳,也为了压住某种“不干净的东西”。我爷爷,我爹,都是这么过来的。到了他们嘴里,这事儿就简单成一道必须执行的程序,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和一丝讳莫如深的恐惧。
我小时候不懂事,缠着爷爷问,为什么画了像非得烧掉?看一眼都不行?爷爷总是脸色一沉,用旱烟杆敲我的头:“小娃子问那么多!祖宗定的规矩,照着做,保平安!” 他眼神里有些东西,我看不懂,但知道最好闭嘴。
爹更是沉默。他三十岁那年,我五岁,依稀记得祠堂天井里火光跳动,爹背对着火光,站得笔直,肩膀却有些垮。娘搂着我,手很凉。那幅即将被烧掉的画像,从请来的画师房里抬出来时,始终盖着一块厚厚的、浆洗得发硬的黑布,严严实实,风都吹不起一角。画师是个干瘦的老头,不是本地人,画完收了钱就走,一句话没有。
那晚,爹喝了很多酒,醉了,抱着娘哭,说些胡话,好像有“影子”、“债”之类的字眼。第二天酒醒,他又变回了那个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侍弄家里几亩山地和果林的庄稼汉,仿佛昨夜失态的是另一个人。
年岁渐长,我对这条祖训的感受,从懵懂的好奇,变成了隐隐的抗拒和厌烦。凭什么?就为一个死了一百多年的太爷爷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我们这些后代,连一张自己的画像都不能有?还得像完成某种邪恶仪式一样,在二十岁这天,画完就烧?这都什么年代了!
可抗拒归抗拒,那桃木牌还挂在祠堂,爹和爷爷的眼神还在。我知道,这事儿没得商量。
我的二十岁生日,在深秋。山里的秋天来得猛,几场冷雨一下,风里就带了刺骨的寒意,卷着枯黄的落叶,打着旋儿往人脖领里钻。生日前半个月,爹就开始张罗。他变得异常沉默,烟抽得凶了,眉头拧成疙瘩,常常望着后山老井的方向出神。娘也心事重重,夜里我常听见她压低声音和爹说话,带着哭腔,爹则不耐烦地低吼:“说这些有啥用!命!都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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