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棺材铺,开在镇子最西头的老街上,传了七代。黑底金字的招牌,“沈记寿坊”,被风雨磨得发白。铺子里常年弥漫着柏木、松木和土漆混合的气味,阴凉,沉静。我是在这味道里长大的,沈七,沈家最后一个棺材匠。
爷爷走的那年,我十八。他没躺在床上,而是硬撑着坐在他那张磨得油光发亮的旧工作台前,背后是堆到房梁的板材。他攥着我的手,枯瘦的手指像老树根,力气却大得骇人。他嘴唇翕动,发不出声,只是用那根颤抖的、沾着洗不掉漆斑的食指,在我摊开的掌心里,一笔一划,重重地写了三个字。
莫。漆。棺。
写完,他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直到我用力点头,重复了一遍“莫漆棺”,他才像是耗尽了最后一点灯油,头一歪,手松开了。
那三个字,像用烙铁烫进了我的掌纹,也刻进了我往后十年的日子。
“莫漆棺”。尤其是红棺。
棺材行当里,颜色有讲究。寻常人家,多用原木色,刷清漆,显木纹,是顺应自然,安然入土。稍富裕的,或用黑漆,肃穆庄严。唯有红棺,禁忌最深。非大凶大煞、横死枉死之人不用,而且,多半是用来镇魂、封殓,怕死者怨气不散,出来作祟。给这种棺材上漆,容易沾上不干净的东西,折损阳寿,祸及子孙。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铁律。
十年了,我守着这铺子,也守着这规矩。打出的棺材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从未碰过红漆。有人来问,我都摇头拒了,只说店小,没这手艺,也没这材料。来人见我态度坚决,多半也就作罢,另寻他处。
我以为这辈子都会这么过去。
直到那天,秋雨刚停,地上湿漉漉的,天色灰蒙得像块脏抹布。几辆黑色的轿车,无声无息地滑到铺子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下来几个穿着黑衣的壮汉,神色冷硬。最后下来的,是邻村的首富,钱老八。
钱老八五十多岁,肥头大耳,穿着绸衫,手指上套着个硕大的金戒指。但他此刻脸上没有平日的倨傲,只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惊慌,眼神飘忽,额角还带着未擦净的汗。
“沈七师傅,”他声音有些发干,冲我拱了拱手,算是客气,“叨扰了,有桩急事,务必请你帮帮忙。”
他身后,两个壮汉从车里抬出一副担架,上面盖着白布,勾勒出一个人形轮廓。白布下渗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混合着水腥和一丝腐坏的甜腻气味。
我心头一沉。
钱老八使了个眼色,另一个手下提上来一个小木桶,放在我的工作台上。那桶是新的,盖子密闭,但一股极其浓烈、甚至有些刺鼻的土漆混合着矿物粉末的味道,已经透了出来。
“沈师傅,打开天窗说亮话。”钱老八凑近一步,压低声音,气息喷在我脸上,带着烟臭和焦虑,“这是具……河里捞上来的无名尸,女的。捞上来的时候,样子不太好看,邪门得很。”他眼神闪烁了一下,“得用红棺,用最好的红漆镇住。这桶漆,是我特意寻来的,上等的土漆,调了百年的老朱砂,颜色正,阳气足。”
他边说边掀开了桶盖。
刹那间,一股猩红刺入眼帘。
那红色,极其浓稠,鲜艳得近乎妖异,不像人间该有的颜色。它静静地卧在桶里,表面光滑如镜,反射着屋里昏暗的光线,却泛不出暖意,只让人觉得心底发寒。那股朱砂和漆混合的气味更加浓烈,几乎让人窒息。
百年朱砂?我心里咯噔一下。朱砂辟邪,但年份太久、成色太烈的,若是用来漆棺,尤其是漆这种凶死的棺,福祸难料。爷爷的话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莫漆棺!
“钱老板,”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的悸动,“对不住,家里的规矩,不接红活。您另请高明吧。”
钱老八脸上的肉抖了抖,挤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沈师傅,价钱好说。”他报出一个数字,高得足以让我这棺材铺子歇业三年都吃喝不愁。
我摇了摇头:“不是钱的事。”
钱老八的脸色沉了下来,那双小眼睛里透出狠戾的光:“沈七,这十里八乡就你家棺材铺手艺最老,这漆也只有你家懂得怎么用才不失灵效。今天这活儿,你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带着威胁,“这女人死得蹊跷,捞她上来的两个后生,回去就发了高烧,满嘴胡话,说是看见个红衣服女人站在床边……你要是误了事,让她跑了出来,这祸害……你担待得起?”
我看着他,又瞥了一眼那桶猩红的漆,和白布下那具无声无息的尸体。掌心里,爷爷写下的那三个字似乎又开始发烫。冷汗,沿着我的脊柱慢慢滑下。
那桶猩红的漆,像一只妖异的眼睛,在工作台上静静地看着我。钱老八的话带着冰冷的威胁,砸在耳膜上。白布下的尸体无声,却散发着比言语更沉重的压力。铺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柏木和土漆的陈旧气味被那桶红漆的刺鼻气息蛮横地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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