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欣进行系统分析之前,龙傲天特地将手机递到了方欣面前,手机里是他之前找到了有关十七年前案件卷宗里面的现场照片。
在现场看照片更有感觉吧。龙傲天缓缓说道。
方欣听到龙傲天的话,眼睛微微一亮。确实,在犯罪现场——这个一切罪恶与悲伤的原点——进行心理侧写,感受截然不同。空气里每一粒尘埃都仿佛浸染着过往的气息,墙壁上的每一道痕迹都可能是无声的证词。在这里,想象十七年前那个夜晚的细节,不再是隔岸观火,而是一种近乎身临其境的沉重代入。
她点了点头,接过龙傲天递来的手机。屏幕的冷光映亮了她专注的脸庞。龙傲天调出的,是技术处刚刚紧急修复和增强过的、当年警方档案中留存的现场黑白照片。虽然年代久远且当初拍摄可能就较为粗糙,但经过处理,一些关键细节得以凸显。
手机的光,与手电筒的光,在这死寂的房间里构成了微弱而诡异的光源。方欣一张张翻看着,她的目光穿透了数码像素,仿佛直接落在了十七年前那个被警用相机记录下的、凝固了悲剧瞬间的现场。
照片有房间全景:家具陈设与现在相比变化不大,只是多了生活气息,也更整洁,但一种混乱和挣扎的痕迹隐约可见——床单皱褶异常,一只枕头掉在地上,床头柜的水杯倾倒了。
有局部特写:地板上,疑似拖动或挣扎形成的、并不明显的痕迹(当时勘查可能未重视);窗台一角,一个不起眼的、像是物品刮擦的浅痕。
还有最关键的一张,尸体原始位置及状态的照片(经过模糊处理,但轮廓和姿态清晰)。少女(谢雨桐)身穿白色裙子,侧卧在床与墙壁之间的地面上,姿势略显蜷缩,手臂不自然地弯曲,裙摆有撕裂和明显的污渍,长发散乱,遮住了部分面容。照片的角度和光线冰冷而客观,却比任何文字都更具冲击力。
方欣的呼吸微微屏住,她强迫自己以绝对专业的冷静去审视这些影像。她不仅仅在看“发生了什么”,更在试图还原“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施暴者当时可能处于何种状态”。
她缓缓抬起头,目光扫过如今积满厚灰、堆满杂物的房间,又落回手机屏幕上,开始了她的分析,声音在寂静中清晰而沉稳:
“头儿,李天,结合现场环境、这些历史照片,以及我们新发现的证据链,我来尝试重建一下‘王志远’当晚的心理轨迹和行为逻辑。”
“首先,是犯罪契机的选择与环境评估。”她走到如今放床的位置,比对着照片。“当晚,谢国华邀请王志远来家‘谈生意喝酒’,这给了王志远一个合理且熟悉的进入理由。酒精摄入,降低其道德抑制和风险感知。从日记看,这并非首次骚扰,但之前可能止于言语和轻微肢体接触。当晚,某种因素可能刺激了他——或许是谢国华酒后的某些言行无意中透露出对女儿的忽视或对王志远的过度奉承,或许是他自己生意或生活上的压力需要宣泄,又或许仅仅是酒精让长期潜伏的邪念突破了临界点。”
她指着手机照片中凌乱的床铺和地上的枕头:“照片显示主要冲突和侵害发生在床铺附近。这不是预谋充分的绑架或诱骗,而是典型的情境性、机会性犯罪。他很可能是在谢国华暂时离开(比如去洗手间、接电话)、李秀兰可能在别的房间休息时,趁机进入了谢雨桐的卧室。最初可能仍是试探或言语骚扰,但遭遇了谢雨桐更明确、更激烈的拒绝和反抗(日记最后一页的绝望,照片背面的‘反抗’字样)。”
“其次,是暴力升级的心理动因与行为模式。”方欣的目光变得锐利,她模拟着照片中施暴者的可能动作。“谢雨桐的反抗(呼喊、推搡、可能试图逃跑)激怒了他。这种愤怒混合了权力受挫感(他认为自己可以控制这个女孩,却遭到了抵抗)、时间紧迫带来的焦虑感(担心谢国华或李秀兰随时会进来),以及酒精催化的暴力冲动。于是,暴力迅速升级。从照片中尸体位置和床铺凌乱程度推断,他很可能用暴力将谢雨桐控制在床上或床边,捂嘴以制止呼救,撕扯衣物。这个过程中,他处于一种高度亢奋、注意力狭窄、理性几乎关闭的状态,行为粗暴且不计后果。”
她走到墙边,用手电照亮那粗糙的墙面:“我们发现的墙内证物袋,李秀兰留言提到‘血为证’。结合照片中裙摆的污渍,可以推断暴力造成了身体伤害和出血。血迹可能沾染了衣物(我们找到了纤维),也可能沾染了现场其他物品或王志远自己。这突如其来的出血和更严重的伤害,可能让他短暂地清醒或恐慌。他意识到事情闹大了,超出了‘简单侵犯’的范畴。”
“第三,是杀人决意的形成(假设谢雨桐死于他杀)。”方欣的语气更加沉重,她点开手机里尸体位置的照片。“从尸体最终位置(床与墙之间地面)和略显蜷缩的姿势来看,不像是被一击毙命后随意抛弃。存在几种可能:一,暴力过程中失手导致致命伤害(如窒息、头部撞击);二,为了阻止呼喊或反抗,持续暴力超出了受害人承受极限;三,在意识到造成严重伤害后,为防止事情败露,灭口意图产生,实施了进一步的致命行为。无论是哪种,当谢雨桐停止挣扎、生命迹象消失或微弱时,王志远面临了关键的‘善后’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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