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王蓉把最后几份档案复印件装进文件夹,在借阅登记表上签下名字和日期。老管理员从老花镜上方看她:要走了?
嗯。论文初稿完成了,该去田野了。
田野?管理员笑了,你们读书人就爱用这些词。不就是去村里跟人唠嗑嘛。
王蓉也笑了。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来:这有几份你可能漏了的。1958年大食堂时期的伙食登记表——上面有按性别、年龄分的口粮标准。女人七成,老人六成,孩子按年龄分档。
她接过信封,抽出泛黄的表册。果然,在成年女性一栏,标准写着日口粮七两(按成年男性十两折算)。备注里还有小字:哺乳期妇女可酌情增加至八两,需生产队长批准。
又是七成。和工分的六成一样,这些数字精准地量化着女性被系统性折扣的生命价值。
谢谢您。她认真地说。
谢啥。这些东西放着也是落灰。管理员摆摆手,但姑娘,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去村里问这些陈年旧事,有些人不爱听。尤其问女人家的事,他们会说你不安分。
我知道。王蓉把信封收进背包。这几天的田野经历已经让她体会过那种戒备的目光。
走出档案馆时,县城刚完全醒来。早点摊冒着热气,小学生背着书包跑过,环卫工人在清扫街道。这个看似平常的清晨,在她眼中忽然有了不同的层次——每一代人都在自己时代的规则里挣扎求生,而有些规则,比如那七两口粮,已经沉入历史河底,却仍在影响今天的河床流向。
回到招待所,她开始整理行李。论文打印稿、采访笔记、档案复印件、相机、录音笔,还有那本从家里带出来的、祖母留下的绣谱。她抚摸着绣谱粗糙的蓝布封面,忽然想:祖母陈秀芝当年是否也曾想过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还是说,那双小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她的活动半径不会超过村口的老槐树?
手机响起,是周文。
决定了?什么时候出发?
明天一早。先回趟家,看看我爸的腰,然后就开始跑田野。王蓉坐到床边,张教授看了我的论文大纲,说可以申请青年学者田野调研基金。
太好了!需要我帮你整理申请材料吗?
不用,我自己来。她顿了顿,周文,这几天我在想……我们做研究,总说要扎根田野,但田野到底是什么?是我们要去发现的对象,还是我们本就来自的地方?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你是说,你的田野其实就是你生长的那个世界?
对。我研究女性工分差异,而我母亲李明珍就是活生生的案例;我研究残疾女性边缘化,而我姐姐王玲就是研究对象。我以前总想走出去做研究,但其实最该研究的,是我一直想要走出来的那个地方。
周文轻声说:这叫返乡民族志。但王蓉,你要小心——当你研究自己的家庭和社区时,情感卷入会让你难以保持学术距离。
也许我不该追求那种距离。王蓉看着窗外,也许真正的理解,需要的是更深的卷入,而不是疏离。
挂断电话后,她继续收拾。背包渐渐变沉,像装进了一整个有待打捞的历史。
下午,她去县城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实用书:《中国乡村口述史采集方法》《田野调查中的伦理困境》《如何与老年受访者沟通》。在地方文献区,她意外发现一本1992年出版的《本县妇女运动简史》,薄薄的小册子,定价一块二。翻开目录,有一章叫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女性就业状况,她当即买下。
走出书店时,天色阴沉,像要下雪。她突然很想听听母亲的声音。
电话接通,背景音很嘈杂。
妈,你在哪儿?
在医院。你爸今天做理疗,我陪着。母亲的声音有些喘,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爸怎么样?
好点了,就是念叨你。母亲停顿了一下,你真要去找那些老太太问东问西?
嗯。妈,我需要了解奶奶那代人的事,还有你年轻时候的事。
电话里传来叹息。我们那些苦日子,有什么好知道的。知道了又能怎样?
知道了,我就能理解姐姐为什么是今天这样。
母亲沉默了。王蓉听见电话那头传来医院广播的声音、推车滚轮声、模糊的人语。
你姐小时候……母亲忽然开口,声音很轻,有一次你爸从镇上回来,给她带了块花手绢。她高兴得直跳,用手比划说要绣上花。后来那手绢一直收在箱子里,她出嫁那天,我偷偷塞进她包袱了。
王蓉握紧手机。这是母亲第一次主动说起姐姐的细节。
妈,我找到姐姐当年的媒人了。
赵巧嘴?
您知道她?
知道。母亲的声音变冷了,要不是她……
她说,当时是你们托她找的人家。
长久的沉默。然后母亲说:明天回来再说吧。你爸叫我。
电话挂断了。王蓉站在书店门口,看着街上渐密的人流。雪开始下了,细碎的雪花在路灯的光晕里旋转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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