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3章 他乡遇故知（三）

学术沙龙城乡之间的声音在周五晚上七点开始，地点是社会学系的小会议室。

王蓉是被陈露硬拉去的。陈露说：去听听嘛，研究生学长学姐的讨论，比上课有意思多了。而且听说这次有个很厉害的硕士生主讲，叫周文，张教授的学生。

听到张教授的学声，王蓉心动了。她想看看被张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是什么样子，想看看真正的学术讨论是什么氛围。

小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二十几把折叠椅围成半圆，前面有张小桌子当讲台。来的人大多是研究生，也有几个像王蓉这样的大一新生，怯生生地坐在角落。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和纸张的味道，还有那种属于深夜讨论的、略带亢奋的气息。

周文站在讲台边调试投影仪时，王蓉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他的手——修长，骨节分明，操作设备时动作利落。他穿着简单的灰色毛衣和牛仔裤，头发有些乱，像是刚从书堆里钻出来。看起来比想象中年轻，大概二十四五岁。

大家好，我是周文。他的声音清朗，普通话标准但不做作，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话语权’困境。

投影幕布上出现标题和提纲。周文开始讲，语速不快，但逻辑清晰。他讲了农民工在公共媒体中的形象塑造，讲了政策文本中如何定义农民工这个身份，讲了他们在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表达受限——从工会代表权的缺失，到社交媒体发声的自我审查。

王蓉坐在最后一排，笔记本摊在膝盖上。她听得很认真，因为周文讲的每一个问题，都让她想起村里那些外出打工的叔伯婶婶。他们每年春节回来，会说些城里的见闻，但更多时候是沉默地喝酒，或者抱怨城里人瞧不起咱。

关键在于，周文切换了一张PPT，上面是福柯的话，话语不仅是说什么，更是谁有资格说、在什么场合说、以什么方式说’。农民工不是没有话想说，而是缺乏被承认的说话平台和说话方式。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王蓉心里的池塘。

她想起姐姐王玲。姐姐也不是没有话想说——那些欲言又止的眼神，那些攥紧又松开的手，那些深夜隐约的叹息——但姐姐缺乏被承认的说话平台和说话方式。在婆家，媳妇该做的只有听话和干活；在娘家，嫁出去的女儿已经是外人；在村里，女人的闲话只能局限在灶台边。

周文的研究，虽然对象是农民工，但那种失语的结构，和姐姐的处境何其相似。

分享结束后是自由讨论。几个研究生开始提问，问题都很专业：你这个分析框架有没有考虑地域差异？农民工内部也有分化，技术工人和建筑工人的话语权一样吗？福柯的权力概念在这里是否用得太泛化了？

周文一一回应，有时同意，有时反驳，但始终保持着温和而坚定的语气。王蓉听着，手心里出了汗。她想问点什么，但那些问题在喉咙里打转，怎么也说不出口。

就在讨论接近尾声时，周文忽然看向后排：那位同学，我看你一直在记笔记，有什么想说的吗？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转向王蓉。

她的脸腾地红了。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握着笔的手在抖。她张了张嘴，第一个音发出来时，那点乡音又露出来了：我……我在想……

会议室里很安静。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气中颤抖，像一根绷紧的弦。

但周文没有移开目光。他微微前倾身体，眼神里是认真的等待，没有不耐烦，没有居高临下。

我在想，王蓉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说下去，你说的‘话语平台’，对农村女性……可能更少。农民工至少还能在工友之间说话，还能打电话回家说。但农村女性，尤其是……嫁出去的女性，她们可能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她说得很慢，每个字都斟酌着发音。但这次，她没有因为乡音而退缩，因为她要说的话比发音更重要。

周文的眼睛亮了一下。能具体说说吗？

比如我姐姐。话一出口，王蓉自己都吓了一跳——她居然在公开场合提起了姐姐。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她嫁到邻村，在婆家是‘外人’，回娘家是‘客人’，在村里女人堆里说话要小心‘传闲话’。她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对谁说，说了有没有用。

会议室里更安静了。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但没有嘲笑，而是若有所思。

你这个例子很好。周文点点头，在讲台上来回踱了两步，这触及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话语权不仅是‘能不能说’，更是‘说了有没有人听、听了会不会有变化’。如果说话只是宣泄，而无法转化为行动或改变，那么说话本身就可能变成一种徒劳，甚至一种自我伤害——因为开口意味着暴露脆弱，却得不到回应。

王蓉的心被击中了。她从来没这样清晰地表达过，但周文把她模糊的感受提炼成了精准的理论表述。是的，姐姐的沉默也许不是懦弱，而是一种绝望的理性判断：说了也没用，不如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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