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3章 他乡遇故知（一）

十月的第二个周三，系里公布了本科生导师分配名单。

通知贴在文学院二楼的布告栏上，一张A4纸，密密麻麻印着姓名和学号。王蓉挤在人群中，仰头寻找自己的名字。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射进来，照在纸上有些反光，她眯起眼睛，一行行往下看。

找到了：王蓉 —— 张明远教授

她的心跳快了一拍。张教授，就是《社会学概论》那位头发花白、说话不紧不慢的教授。第一次课上，她因为乡音被窃笑时，是他温和地解围；小组讨论时，是她提出流动不一定是好事时，是他认真地说这个视角很重要。

但她从没想过会成为张教授指导的学生。在她的想象里，教授应该会选那些发言积极、理论扎实、衣着得体的城里学生，而不是她这样说话带着口音、笔记本上记满了问号的乡村女孩。

下午三点，她按照通知上的时间，来到张教授的办公室门口。

门虚掩着。她站在走廊里，深吸了三口气，才抬手敲门。手指关节叩在木门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请进。

推门进去的瞬间，一股旧书和茶叶混合的气味扑面而来。办公室不大，三面墙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塞满了书。有些书显然是常翻的，书脊磨损，书页泛黄；有些则簇新，塑封还没拆。窗前是一张宽大的实木书桌，桌上堆着文件和书籍，只留出一小块空间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茶。

张教授从书堆后抬起头，摘下老花镜。王蓉同学？坐。

他指了指书桌对面的椅子。那是一把藤编的老式椅子，坐垫已经磨得发亮。王蓉小心地坐下，只坐了三分之一，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盖上。

不用紧张。张教授笑了笑，起身从书架旁的小柜子里拿出一个干净的茶杯，放了一撮茶叶，提起热水瓶冲水。茶叶在沸水中舒展，慢慢沉下去，变成清亮的淡绿色。喝点茶。普洱，暖胃。

王蓉双手接过茶杯。杯壁很烫，但她不敢放下，只是捧着，感受那热度透过掌心传来。

你的《社会学概论》作业我看了。张教授坐回椅子上，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份装订整齐的打印稿——正是王蓉两周前交的那篇关于农村女性沉默的小论文。她记得自己写的时候，手都在抖，每句话都改了又改，生怕用词不当，生怕理论引用错误。

而现在，那篇论文躺在张教授手里，页边空白处有用红笔写的批注，密密麻麻。

选题很有意思。张教授翻开第一页，从个人经验出发，提出问题：为什么我身边的女性——母亲、姐姐、邻居——都习惯于沉默？这种沉默是自愿的，还是被建构的？

王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等着批评——等教授说她不够客观、情感色彩太重、缺乏理论支撑。这些都是她在写作时最害怕的。

但张教授接着说：这种问题意识很好。社会学研究从来不是完全‘客观’的，好的研究往往始于研究者切身的困惑和关怀。韦伯说‘价值关联’，就是这个意思。

他翻到第二页，指着一处红笔批注：这里你写道：姐姐王玲出嫁时没有哭，也没有笑，只是沉默地坐着，像一尊被搬动的家具。这个观察很敏锐。你注意到‘沉默’不是单纯的‘不说话’，而是一种身体姿态，一种存在状态。

王蓉愣住了。她写那句话时，眼前就是姐姐出嫁那天的画面：姐姐穿着借来的红棉袄，坐在堂屋中央的椅子上，低垂着头，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母亲在灶间抹泪，父亲在院里抽烟，只有姐姐，安静得像不存在。

她当时只觉得心痛，没想过这是一种社会学观察。但张教授说：这是敏锐。

但是，张教授话锋一转，你后面的分析就弱了。你说‘这是男权社会的压迫’，这个结论太笼统。男权社会是如何具体运作的？是通过哪些具体的机制——经济安排、家庭分工、教育机会、话语规范——来制造沉默的？你需要把宏大的概念拆解成可观察、可分析的具体过程。

他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纸上画了个简单的图：一个大圆圈，里面套着几个小圆圈。

比如，我们可以把‘沉默’看作一个系统性的结果。他在大圆圈里写上沉默，然后在小圆圈里分别写：经济依赖、教育缺失、婚姻制度、社区舆论、自我规训。每个小圆圈都画箭头指向大圆圈。

这些因素互相作用，共同生产了你姐姐的沉默。你的任务不是简单谴责‘男权社会’，而是去解剖这个生产过程。就像医生看病，不能只说‘你病了’，而要找到具体的病因、病理、病机。

王蓉盯着那个图，脑子里像有一扇门被推开了。她一直觉得姐姐的沉默是一团混沌的、无法言说的痛苦，但现在，张教授用几个简单的圆圈和箭头，就勾勒出了这痛苦的结构。它不再是神秘的、个人的命运，而是一种可以被分析、甚至可能被改变的社会事实。

教授，她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我该……怎么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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