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律师的加急信,是在一个铅云低垂、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午后送达林家岭的。信使是公社那个总是跑得气喘吁吁的年轻通讯员,他将一个牛皮纸信封塞到林国栋手里时,眼神有些闪烁,低声说了句“韩律师嘱咐,务必亲启,尽快”,便匆匆转身离去,仿佛多待一刻都会惹上麻烦。林国栋捏着那封略显厚重的信,指尖传来一阵不祥的冰凉感,心脏没来由地一阵紧缩。
他独自回到那间弥漫着陈旧木料和干茶混合气味的堂屋,在油灯尚未点燃的昏暗中拆开了信封。信纸上,韩律师一向工整严谨的字迹此刻竟带着几分罕见的潦草与急切,墨迹甚至有几处因下笔过重而微微晕开,透露出书写者内心的凝重与愤慨。信的开头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详细剖析了那份正在县市某些层面悄然流传、名为《关于推进全县茶叶品牌资源整合与产业提升试点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文件。
韩律师指出,这份方案披着“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同质竞争、打造区域公共品牌、促进产业升级”的华丽外衣,措辞极其讲究,引用了大量政策术语,显得“高瞻远瞩”、“顾全大局”。它甚至虚伪地承诺对“林家岭”这类具有“独特文化价值和传统工艺”的品牌给予“特殊的保护性政策”和“扶持资金”。然而,韩律师用犀利的笔触,像外科手术刀般精准地剖开了这层糖衣炮弹。在最为关键的品牌所有权归属、理事会决策机制(特别是涉及品牌使用、工艺标准、利润分配等核心事项的投票权设置)、利润分配的具体计算公式和审计监督权,以及最终解释权的归属等条款上,方案通过复杂的股权置换设计、模糊的“协商一致”原则以及最终由“牵头单位”(即县公司)掌握的解释权,埋下了一个个致命的陷阱。
“国栋同志,”韩律师在信中沉重地写道,“此方案较之以往**裸的吞并,更为高明,也更为险恶。它试图将行政意志包装成市场行为,用看似‘合法合规’‘自愿互利’的契约形式,诱使乃至迫使你们主动放弃最根本的自主权。一旦签署, ‘林家岭’品牌名存实亡,你们将彻底沦为县公司掌控下的原料车间和打工者,再无话语权可言。更令人担忧的是,有迹象表明,推动此方案的力量,正试图将其与省里即将出台的某项农业产业化指导意见进行捆绑,为其披上不可抗拒的‘尚方宝剑’外衣。形势万分危急!”
读到这里,林国栋感觉一股寒气从脚底直冲天灵盖,握着信纸的手抑制不住地微微颤抖。他仿佛能看到赵副总那张矜持面具下得意的冷笑,看到一只无形的大手正试图用政策和规则的丝线,将他们这只有着独特花纹的飞蛾,牢牢捆缚在名为“大局”的蛛网上。这不再是偷鸡摸狗式的破坏,也不是简单的市场挤压,而是试图从游戏规则的制定层面,从根本上扼杀一切异质性的存在,让所有的抗争在“服从政策”、“顺应潮流”的大义名分下失去立足之地。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绝望的无力感,像冰冷的潮水般淹没了他。
坏消息总是结伴而行,仿佛生怕击垮一个人的速度不够快。就在林国栋还未从韩律师信件带来的冲击中缓过神来,第二天上午,公社李干事便再次踏进了林家岭。这次,李干事脸上以往那种若即若离、甚至偶尔带点同情的神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彻底的、公事公办的冷漠,甚至眼神深处还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近乎警告的意味。他带来的是一份盖着县政府大红印章的正式通知文件。
“国栋组长,”李干事的声音平板无波,将文件递过来时,指尖刻意避免与林国栋有任何接触,“县里定于下周三,在县政府小礼堂召开‘全县茶叶产业政策宣讲暨品牌发展座谈会’。会议由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亲自主持,要求各茶叶生产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准时参加,不得缺席。会议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讨论和完善这份《品牌整合实施方案》。”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扫过林国栋瞬间苍白的脸,加重了语气:“县里对这次品牌整合工作高度重视,将其视为推动我县茶叶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希望你们合作社,特别是你林组长,能够深刻领会上级精神,摒弃狭隘观念,从全县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献言献策,共同把这项利县利民的好事办好、办实。” 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石子,砸在林国栋的心上。
送走李干事,林国栋独自站在院子里,午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在身上,他却感觉不到一丝暖意,反而像被剥光了衣服站在数九寒天的旷野中。这哪里是什么“座谈会”?这分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一场借助行政权威进行逼宫的最后通牒!拒绝参加,就是公然对抗组织,后果不堪设想;参加,则意味着要孤身闯入龙潭虎穴,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被逼在某种形式的“共识”上签字画押。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会场里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看到赵副总志在必得的眼神,看到其他被裹挟或已投诚的茶厂负责人,而自己,将像一只误入狼群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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