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重庆巫山县,还带着几分川东小城特有的慵懒与喧闹。长江水绕着县城拐了个弯,把巫山十二峰的影子浸在浑浊的江水里,也把市井间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都揉进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年9月22号的夜晚,山城的雾气比往常更浓,晚上9点刚过,县政府宿舍区的路灯刚亮起昏黄的光,一声刺耳的枪响突然划破夜空,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枪声像惊雷似的,在寂静的居民区炸开,惊得路边的狗狂吠不止,也把整个巫山县城,瞬间拖进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恐慌里。
“县长家出事了!蔡县长让人给打了!”第一个冲到巷口呼救的是隔壁单元的老太太,她攥着买菜的竹篮,脸色惨白,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消息像长了翅膀,顺着县城的石板路、柏油路飞速蔓延,从县政府宿舍传到菜市场,从公安局大院传到江边的渔船,不到半小时,连城郊正在收玉米的农户都听说了:“城里用枪打死人了,还是咱们蔡县长!”
彼时的巫山县,刚随着重庆成为直辖市不久,人心未定,县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还是老街上的茶馆和新开业的网吧。这样的特大凶案,别说在巫山,就是在整个重庆都罕见。县公安局的110报警电话几乎被打爆,有确认消息的,有提供线索的,更多的是带着恐慌的询问:“凶手抓到没?会不会乱杀人啊?”
当第一批警车鸣着警笛冲到现场时,蔡军县长家的防盗门还虚掩着,客厅的灯亮得刺眼。办案民警推开门的瞬间,都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蔡县长倒在卧室门口,胸口的白衬衫被血浸透,已经没有了呼吸;他的妻子抱着刚出生20多天的婴儿,蜷缩在墙角,脸色青紫,连哭都发不出声;地上的弹壳还带着余温,在灯光下泛着冷硬的光。
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很快提取到了4枚弹壳、3枚弹头,还有一枚嵌在蔡县长颅骨里的弹头。法医蹲在地上,用镊子夹起弹壳仔细端详,眉头越皱越紧:“这是制式手枪的子弹,而且看弹壳痕迹,很可能是公安系统的配枪。”
“公安的枪?”负责案件的副局长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里闪过。而此时,远在县城另一端的出租屋里,一个穿着警服外套的年轻男人正坐在床边,手里攥着一把还没来得及擦拭的手枪,眼神空洞地盯着墙上的婚纱照,照片上的男人笑得灿烂,正是他自己,巫山县公安局巡警田特杰;旁边的女人眉眼弯弯,是他为了她和家里断绝关系的宋某。
谁也想不到,这个曾经在部队立过功、在公安局里被寄予厚望的年轻巡警,会成为枪杀县长的凶手。要弄清这一切,得从田特杰25年的人生轨迹说起。
1973年,田特杰出生在巫山县城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在县化肥厂上班,母亲是街道办的临时工,家里不算富裕,但也能吃饱穿暖。田特杰是家里的独子,父母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好好读书,将来考个中专,端上“铁饭碗”。可田特杰从小就不是坐得住的性子,上课总爱盯着窗外的远山发呆,考试成绩常年在及格线徘徊。
1990年12月,17岁的田特杰没考上高中,在家闲了大半年,看着父母每天唉声叹气,心里也不是滋味。正好赶上新疆博尔塔拉军分区来巫山征兵,田特杰背着父母报了名。当他把入伍通知书拍在桌子上时,父亲气得把手里的搪瓷缸都摔了:“去那么远的地方当大头兵,有什么出息!”母亲则抹着眼泪,往他的背包里塞着煮好的鸡蛋。
新疆的冬天比巫山冷得多,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里,田特杰穿着单薄的作训服站岗,眉毛和睫毛都结着白霜。作为警卫战士,他每天的训练强度极大,五公里越野、格斗术、枪械拆解,这些在别人看来苦不堪言的科目,田特杰却练得格外认真。他知道,自己没别的出路,只能在部队里拼出个样子来。
凭借着一股狠劲,田特杰在新兵连就得了“训练标兵”的称号,下连队后更是多次在考核中拔得头筹。1992年,他因为表现突出,被调入四川省绵阳武警支队当特警。特警的训练比警卫兵更严苛,泅渡、攀登、解救人质演练,每一项都关乎生死。田特杰在一次反劫持演练中,不顾个人安危,从三楼阳台飞身而下,成功“制服”歹徒,荣立三等功一次。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入了团,又入了党,成了战友们眼中的“好苗子”。
1993年11月,田特杰退伍回到巫山。凭着退伍军人和党员的身份,他顺利通过了巫山县公安局的招聘考试,成了一名民警。穿上警服的那天,田特杰特意在镜子前照了很久,警徽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觉得自己终于扬眉吐气了,以前那些说他“没出息”的邻居,现在见了他都得点头问好。
1995年,巫山县公安局组建巡警大队,田特杰因为有特警经历,被优先抽调过去。巡警的工作很繁琐,每天在县城里巡逻,处理邻里纠纷、抓小偷小摸,虽然累,但田特杰干得很起劲。那时候的他,是父母的骄傲,是单位的骨干,所有人都以为他的人生会沿着“好民警”的轨迹一直走下去。直到1996年年底,那个叫宋某的姑娘,闯进了他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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