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的广东,正被副热带高压死死攥在掌心。珠江三角洲的暑气像浸了油的棉絮,闷得人胸口发堵,连风刮过镇口的老榕树都带着滚烫的触感。广东省高要市金利镇,这个靠着西江支流发展起渔业和小农业的镇子,往日里总飘着鱼腥与稻禾的混合气息,可这一天,死亡的阴影却先于台风,猝不及防地压了下来。
三药管理区的主街是条铺着碎石的土路,被来往的拖拉机碾出深浅不一的辙印。午后两点,日头最烈的时候,32岁的要卖村妇女李桂英提着半篮刚买的鸭蛋往家走。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额头上的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淌,砸在尘土里瞬间洇成一小片湿痕。走到镇卫生院门口时,她突然觉得太阳穴突突地跳,眼前的土坯墙开始扭曲、旋转,像是有人在她脑子里猛地灌了一桶滚烫的泥浆。
“娘!娘你咋了?”跟在身后的七岁儿子陈小龙拽着她的衣角,稚嫩的声音里还带着吃冰棍剩下的甜腻。李桂英想回头说句“没事”,可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身子一软,重重地摔在碎石路上。鸭蛋篮翻在一旁,青白色的蛋壳碎了一地,蛋黄混着尘土流成一滩触目的黄。
小龙扑上去推她的肩膀,小手沾满了母亲额角磕出的血。“娘!你醒醒!”他哭喊着,可李桂英双眼紧闭,嘴唇乌紫,连呼吸都变得微弱。更可怕的是,没过两分钟,小龙自己也觉得浑身发软,手脚开始不受控制地抽搐,他想爬起来去找人,刚撑起身子就眼前一黑,倒在了母亲身边。
“完了!完了!这怪病又传人了!”镇口补鞋的老王头最先尖叫起来。他的声音像丢进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街上零星的行人。有人慌慌张张地往家里跑,关门声、孩子的哭喊声混在一起;有人站在远处指指点点,脸色惨白,这半个月来,村里的猪、鸡死了一大堆,荷塘里的鱼浮在水面像铺了层黑布,现在终于轮到人了。
混乱中,几个年轻后生用木板搭了个简易担架,七手八脚地把母子俩抬上拖拉机。拖拉机突突地往镇卫生院冲,车斗里,小龙的小手还紧紧攥着母亲的衣角。可当医生扒开李桂英的眼皮,用听诊器贴在她胸口时,摇了摇头,那台老旧的听诊器里,已经听不到半点生命的搏动。小龙被紧急送进抢救室,半小时后,心电图机也拉成了一条直线。
消息传回要卖村时,李桂英的丈夫陈守业正在自家鱼塘边补网。他穿着齐膝的胶鞋,裤腿上沾着泥点,听到噩耗的瞬间,手里的网梭“啪”地掉在水里。“你说啥?”他抓住来报信的邻居,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当确认妻儿都没了时,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汉子突然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嘶吼,转身冲进柴房,拎起那把用来挖藕的锄头就往村外冲。
“跟我去拼了!是立新公司的毒水害死俺婆娘娃!”他的吼声震得院墙上的泥灰往下掉。中午还是热热闹闹的一家三口,转眼就剩他孤家寡人,这股子绝望化作了滔天怒火。同村的亲戚们最先跟了上去,接着是整个要卖村的村民,半个月来积压的恐惧、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几百人的队伍像潮水般涌向三药管理区的立新有限公司,锄头、扁担、木棍,成了他们唯一的武器。
立新公司的铁皮大门紧闭着,门后,十几个值班人员用身体死死顶着门板,汗水顺着他们的下巴往下滴。“你们干啥?杀人是犯法的!”保安队长张建军声嘶力竭地喊,手里的对讲机已经被他攥得发烫,“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
“犯法?你们排污害死人才犯法!”要卖村的村支书陈德明站在人群最前面,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前两个月麦苗枯死,鱼塘翻塘,你们说整改,结果偷偷生产!现在人都死了,你们还想抵赖?”
人群的咒骂声、砸门声混在一起,铁皮门被撞得“哐哐”响,仿佛下一秒就要被撞碎。二十多分钟后,刺耳的警笛声由远及近,二十几名身着制服的警察从面包车上跳下来,迅速在公司门口拉起了警戒线。带队的是金利镇派出所所长黄志强,他刚从另一个纠纷现场赶过来,额头上的汗还没擦干净,就被眼前的阵仗惊得心头一紧。
“大家冷静!都冷静下来!”黄志强张开双臂拦在人群前,“死者的死因还没查清,不能断定就是公司的问题!咱们先等调查结果,不能冲动!”他说这话时,忍不住回头瞪了一眼从公司里探出头的管理人员,这立新公司是镇里的“重点企业”,搞金矿冶炼的,5月份试生产时就把附近的水搞得发黑,村民闹了好几次,镇里却因为要“发展经济”,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出了人命,他这个派出所长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没查清?人都死了还查啥!”陈守业举着锄头往前冲,“我婆娘娃死得不明不白,今天必须给个说法!”人群跟着往前涌,警戒线被拉得笔直,几名年轻警察死死拽着绳子,脸都憋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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