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冬天,是一场无边无际的白色睡眠。山峦、树木、河流,乃至时间本身,仿佛都被这厚达数尺的积雪封存,凝固成一片死寂的、炫目的银白。陈默踩着能没过大腿根的深雪,每一步都耗尽力气,发出“嘎吱嘎吱”的、像是骨骼被碾碎的声响,终于在这天傍晚,抵达了地图上标记的那个废弃林场。他是来接替前任守林人老王的,老王在这里干了十几年,却在半个月前,毫无征兆地、彻底地消失了,像是被这片林海悄无声息地吞没。
林场坐落在山坳里,几排早已腐朽不堪、屋顶塌陷的木楞子房歪斜在雪中,像巨兽死后留下的苍白骨骸。唯一还算完整的建筑,是位于坡顶的那座孤零零的守林人木屋。屋子低矮,原木的墙壁被多年的风雪侵蚀出无数裂痕,糊着厚厚的、已经发黑油腻的棉絮和报纸,试图阻挡酷寒。一扇小而厚的玻璃窗,结着层层叠叠、永不融化的冰花,模糊了内外的视线。门是厚重的松木,上面挂着一把几乎锈蚀成铁疙瘩的老旧锁头,交接工作的林场干部,把一把磨得光滑的黄铜钥匙郑重其事地交到陈默手里时,眼神闪烁,欲言又止,最后只是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三十岁,年轻力壮,挺好……记住,这活儿不累,就一样,每天晚上,听见山上传来的收工钟声——虽然早就没人敲了,但那钟声偶尔还会响——你就必须回屋,赶在午夜前,把这门从里面锁死,闩子也得落上。任谁叫门,任你听见窗外有啥动静,都别应声,别往外看,熬到天亮了,就没事了。”
陈默当时只当是山里人迷信,或者是对他这新来的城里人的一种吓唬。他三十岁了,在原来的生活中一事无成,感情、工作双双触底,才想着逃到这最偏僻的角落,图个清静,也图这份不算低的工资。他点点头,没多问,心里甚至带着一丝对这类乡村怪谈的轻蔑。
头几天,日子平静得近乎凝固。白天,他踩着厚厚的积雪,沿着被雪覆盖、几乎难以辨认的小路巡视,视野所及,除了白,就是黑——白的是雪,黑的是密密麻麻、枝桠戟张的落叶松和樟子松。林子里静得可怕,连鸟雀都似乎绝迹了,只有他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和脚踩雪地的声音,偶尔有积雪压断枯枝,发出“咔嚓”一声脆响,能把他惊得一跳。夜晚更是难熬。木屋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光线摇曳,将他的影子拉长、扭曲,投在粗糙的木头墙壁上,像一个不安的鬼魅。炉子里的火必须一直烧着,否则严寒会像无形的刀子,轻易刺透一切保暖之物。他听着屋外风穿过林梢的呜咽,有时像女人低泣,有时像野兽嘶吼,除此之外,便是那种沉甸甸的、压得人耳膜发胀的寂静。他反复摩挲着老王留下的几本边缘卷曲、散发着烟草和霉味的旧书,试图从中找到一点前任存在的痕迹,但一无所获。老王像个幽灵,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屋子和一个失踪的谜团。交接时干部那闪烁的眼神和那句古怪的警告,在这日复一日的孤寂中,开始像水渍一样,慢慢渗透进他的心里。
第四天夜里,他似乎听到了一声极轻微的、像是有人用指甲在缓慢刮擦门板的声音。他猛地从炉火边的瞌睡中惊醒,心脏狂跳,屏息凝神再听,却只有风声。他告诉自己,是风,或者是某根冻僵的树枝被风吹动,刮到了门上。
第五天,巡视时,他在屋后不远处的雪地里,发现了一串奇怪的足迹。那足迹很浅,几乎不像是一个成年人的体重踩出来的,而且断断续续,走向林子深处。他跟着走了一段,足迹在一棵巨大的、树冠如盖的老松树下消失了,仿佛它的主人就在这里凭空蒸发。他绕着松树走了几圈,心里那股不安逐渐扩大。
第六夜,风声里似乎夹杂了别的东西。极远处,若有若无,像是什么东西在哭,又像是某种不成调的、嘶哑的吟唱。他凑到结满冰花的窗户前,努力向外张望,外面只有沉沉的夜色和雪地反射的、微弱的惨白月光。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开始严格执行那条规矩,在感觉中的“收工钟声”(他其实从未真切听到过钟声,只是一种直觉性的时间点)响起前回到木屋,仔细锁好门,落下那根碗口粗的松木门闩,然后早早吹熄煤油灯,蜷缩在冰冷的炕上,用厚重的棉被蒙住头,在黑暗中睁大眼睛,直到困极才迷迷糊糊睡去。
然后,是第七夜。
这一夜,风意外的停了。死寂,前所未有、令人窒息的死寂笼罩了整个林场。仿佛天地间所有的声音都被抽空了,只剩下他自己血液流动的轰鸣在耳鼓里作响。陈默像前几天一样,锁好门,闩好门闩,吹灭了灯,躺在炕上。被窝还没焐热,一种声音,清晰地、穿透厚重的木墙和死寂的夜,传了进来。
笃……笃……笃……
是木鱼声。
节奏缓慢,呆板,毫无生气,一下,又一下,敲打在人的心尖上。在这绝对的寂静里,这声音显得异常突兀和刺耳。陈默浑身一僵,血液瞬间凉了半截。这荒山野岭,废弃林场,深更半夜,哪里来的木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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