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几天,北伐大军继续在漠北腹地谨慎而坚定地推进。朱高晟没有再主动请缨出击,而是老老实实地待在中军后部,履行着他“行军参谋”的职责。他变得比之前更加沉默,常常一个人对着地图或沙盘出神,眼神深邃,让人捉摸不透。
那日初战归来后的剧烈呕吐和随之而来的调侃笑声,仿佛并未在他心中留下太多阴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他依旧会和韩固等人讨论战术,会向朱棣提出一些关于行军路线、水源寻找(借助雷达的便利,但包装成自己的“观察”和“推测”)的建议,甚至偶尔还会和凑过来的汉王朱高煦插科打诨几句。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内心深处,某些东西正在悄然碎裂、重组。
第二次亲手终结生命,第二次近距离目睹那般血腥的屠杀场面,带来的冲击是巨大而原始的。那不仅仅是生理上的不适,更是对“生命”这个概念认知的颠覆。然而,与纯粹的恐惧和厌恶不同,一种更为复杂、甚至有些冷酷的情绪,正在他心中滋生、壮大。
他仔细剖析了自己那日呕吐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因为血腥,更多的,是源于那些瓦剌骑兵临死前狰狞而不甘的表情,那一颗颗被割下后依旧圆睁着、仿佛在无声控诉的“死不瞑目”的头颅。那是一种来自生命最后时刻的、最直接的怨恨与诅咒,像冰冷的针,刺入他来自和平年代、接受过现代生命教育的灵魂。
但这种不适感,并未持续太久。
他的灵魂深处,来自二十一世纪的、被无数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文艺作品反复渲染的某种东西,开始强势地占据上风。那些关于“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关于“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铿锵,关于五胡乱华、靖康之耻、蒙古铁蹄下神州陆沉的悲壮……这些早已融入民族血脉的记忆和情绪,在此刻,与眼前漠北的苍凉、与一路上所见到的断壁残垣、与脑海中想象的北元骑兵南下劫掠时汉家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状,迅速而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人的残忍。”
“他们今日的死,是为了更多我大明子民的生。”
“这不是杀戮,这是……肃清!是复仇!是守护!”
这些念头,如同坚固的铠甲,一层层包裹住他最初的那点柔软和不适。他开始用一种近乎“理性”的视角,来看待这场战争,看待自己手刃的每一个敌人。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有父母妻儿的个体,而是“威胁大明北疆安全的瓦剌匪徒”,是“造成汉家百姓苦难的元凶祸首”,是……必须被清除的“数字”和“功勋”。
这种转变,悄无声息,却又坚定无比。他依然会为生命的逝去感到一丝不易察觉的悸动,但那悸动很快就会被更强大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所覆盖、所淹没。他开始真正理解,为何历史上的名将可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因为他们心中装着的,是家国天下,是更宏大的叙事。个体的生死,在这宏大的叙事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朱棣将儿子的变化看在眼里。他见过太多新兵第一次杀人后的各种反应,有崩溃的,有亢奋的,有麻木的。像朱高晟这样,先是剧烈的生理排斥,随后迅速沉静下来,眼神中那份属于年轻人的跳脱和犹豫渐渐被一种沉凝、甚至带点冷冽的东西所取代……他知道,这是一种更为深刻、也更为危险的蜕变。
这小子,比他想象的适应得更快,也……更彻底。
朱棣没有点破,也没有过多安慰。他只是偶尔会找朱高晟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或者让他参与一些军务讨论,用这种寻常的方式,让他感受到自己依旧被关注、被需要。朱棣明白,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是血与火对一块璞玉最残酷也最有效的雕琢。他欣赏这块璞玉的质地,也期待着他被雕琢成型后的光芒,哪怕那光芒可能带着锋利的寒意。
这一日,大军行至一片地势相对平坦、水草较为丰茂的区域,决定在此进行一日休整,让连续行军多日、精神紧绷的将士们稍作喘息,也让马匹恢复体力。
朱高晟随着朱棣以及一众将领巡视营地。看着眼前这片虽然荒凉却广袤无垠的土地,看着远处连绵的丘陵和湛蓝的天空,他心中忽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冲动。
他停下脚步,转向朱棣,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认真:“父皇,儿臣有一事相求。”
朱棣有些意外,看向他:“哦?何事?”
“请父皇下令,命随军的文吏、工匠,就地取材,打造一批石碑。”朱高晟的目光扫过辽阔的草原,“不必太大,但要坚固。然后,派人在我们大军所经之处,尤其是战略要地、水源附近,每隔数十里,便择一高处,掘坑立碑。”
众将都好奇地望过来,不明白这位小王爷又要搞什么名堂。立碑?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朱棣也是眉头微挑:“立碑?所为何事?铭刻战功,记录此地为我大明王师所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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