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八月中,香港元朗。
午后的日头毒得像要烧穿天,工业区成片的铁皮厂房被晒得发烫,手往墙上一贴,能烫得人猛地缩回去。
风裹着热浪滚过,连空气都带着股闷燥的焦味,混着远处码头飘来的咸腥气,说不出的憋闷。
陈东站在三楼主办公室的窗前,指尖无意识蹭过窗框——那木头被晒得发暖,还带着点经年使用的粗糙纹路。
他往下看,车间里的流水线哪是什么“铁蛇”,就是几排刷着黑漆的铁架子,电动机嗡嗡转着,带动传送带慢吞吞往前挪。
轰鸣声隔着玻璃都能钻进来,混着空气里飘来的、带着点涩味的化学气息,那是“金刚烷胺”生产线特有的味道,浓得化不开。
流水线上,压片机是最显眼的家伙,铸铁机身沉得压得地面都微微震,“咔嗒、咔嗒”转得吃力,每分钟三千片的速度,全靠操作工老张盯着。
他蹲在机器旁,额头上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淌,手里攥着块抹布,时不时擦一擦出料口的药粉,生怕堵了口。
药片从出料口滚出来,白花花的,得靠女工们手忙脚乱接着:她们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袖口挽到胳膊肘,手指飞快地把药片往纸药袋里装,一袋二十片,数错了就得倒出来重数。
装完袋,再塞进硬纸盒,用浆糊把盒盖粘牢,最后在盒面盖个“合格”的红戳——这一套动作,她们练了两个月,从六月生产线开起来就没歇过,连夜里都点着电灯赶工,指尖早磨出了薄茧。
“陈董,今早的产量统计。”生产主任老周推门进来,声音里带着股掩不住的疲惫。
他递过来的报表是用复写纸写的,第二联的字迹都晕开了,纸角还沾着点药粉:“库存现在到四亿二千万片了,老张他们组昨晚又加了俩钟头班,照这速度,月底前肯定能冲过五亿片的数。”
陈东接过报表,指尖扫过那串歪歪扭扭的数字,微微颔首。
为了这批药,他把公司账上的流动资金几乎掏了个空——从印度订的原料,得靠货船运过来,在码头等上半个月。
压片机是从德国买过来的最先进机器了,还是靠德国工程师加班加点的改造,才能顺利生产。
工人分三班倒,连食堂都得在后半夜煮点稀粥、蒸几个馒头,所有心思都拧成一股绳:九月前,必须囤够五亿片金刚烷胺。
他往车间深处走,所谓的“包装区”就是靠墙摆了几张木桌,七八个女工围着桌子坐。
她们手里拿着麻绳,把装好药的纸盒捆成捆,每捆二十盒,捆紧了再往木板箱里塞,缝隙里填点旧报纸防震。
这就是当时最“高效”的包装法子了,没有什么机械臂,全靠人手快,有时候手指被麻绳勒得发红,也只揉两下接着干。
“质量检测怎么样?”他走到角落里的检测台旁,桌上摆着台老旧的分析天平,指针还在微微晃。
负责检测的老李赶紧放下手里的药样,指着记录本说:“每批次都抽了十袋测!纯度都在99.9%以上,您放心,一片不合格的都没挑出来过!”
他说着,还把装着药样的玻璃瓶递过来,里面的药片白得均匀,没有一点杂质。
陈东接过瓶子晃了晃,满意地点点头。
他比谁都清楚这批药的分量——原本的日子里,金刚烷胺要等到1966年才会出现。
可现在,他靠着二手设备、手工分拣,不仅提前八年把这药造了出来,还囤了这么多,足够扛住一场铺天盖地的疫情。
出了药厂,他拐去旁边的日用品车间。
这里更热闹,粘鼠贴是工人用刷子蘸着胶,一张张涂出来的,晾在铁丝上像挂了串黑帘子。
便利贴得靠裁纸刀切成方块,再用订书机订成摞。
最里头的塑胶花车间,女工们坐在缝纫机前,手里捏着塑胶片,一点点缝出花瓣的形状,再用染料上色。
虽然没有机器批量生产的规整,可每朵花都带着手工的细巧,摆在架子上,不凑近看,真能当成鲜花开得正艳。
这些看着普通的东西,正是他前几年靠着手艺和力气,攒下本钱的根本。
“陈董!东南亚的订单又加了三成!”销售经理攥着订单跑过来,纸张都被他攥得发皱。
“特别是塑胶花,欧美来的客商拿着样品看了又看,说咱们做的比机器产的有灵气,还问能不能多赶点货!”
陈东“嗯”了一声,心思却没在这儿。
他脚步没停,往厂区最里头走——那栋独立的小楼,墙刷得雪白,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衫的守卫,是“东兴研究院”。
这里算整个厂区最“先进”的地方了,门口装了个简单的身份识别器,得用他专属的铜制徽章刷一下,“嘀”的一声,门才开。
“陈先生。”仿生机器人“沈教授”正站在一台改装过的机器前。
这台光刻机是他费了好大劲才弄来的零件,自己组装的,金属外壳上还留着焊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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