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午后,香港皇后大道中飘着咸湿的海风。
《星岛日报》总裁办公室的红木窗棂将阳光切得细碎,胡仙指尖捏着份折痕整齐的辞职信,轻轻搁在铺着暗纹台布的桌面上。
她目光扫过对面的张志远,带着几分审视——这人袖口还沾着昨天跑突发新闻蹭的油墨,却要递上辞职信。
“志远,你跟了我十二年。”胡仙的声音裹着老式吊扇转动的嗡鸣,“从跑警署的见习记者,到能独当一面编社会版的副主编,现在要为个刚被收购的小报走?”
她指节叩了叩桌面:“要是嫌薪水薄,我给你加三成,年底再算分红。”
张志远双手放在膝上,西装裤膝盖处还留着坐电车的压痕。
他微微欠身,声音稳得没一丝颤:“胡总,当年您破格让我跑市政线,这份知遇之恩我记一辈子。可《香江报》新东家说了,我去了就是主编,从头条标题到副刊排版,从印厂送报到报摊结款,全由我定。”
胡仙指尖顿了顿,窗外来往电车的叮当声飘进来。
她想起前阵听同业说的——那个叫陈东的十八岁年轻人,拿一笔快钱吞了快倒闭的《香江报》,出手阔绰得不像个学生。
“陈东给你开多少?”
“月薪一千二,外加报社盈利的一成分红。”张志远抬了抬眼,“他还说,不干涉任何内容决策,而且……他们有独家的稿子来源。”
“独家稿子”四个字让胡仙眉峰动了动。
她想起这个月《星岛日报》报道了陈东的事迹,当天销量就多了两三万份。
沉默半晌,她拿起钢笔在辞职信上签了字:“人往高处走,我不拦你。但记住,星岛的副主编位置,永远给你留着。”
三天后的清晨,《香江报》编辑部的百叶窗没拉齐,漏进几缕灰扑扑的阳光。
十八个员工挤在旧办公桌前,看着张志远手里攥的铁皮扩音喇叭——那是从前报社跑球赛时用的。
“从今天起,改规矩!”扩音喇叭的声音有点劈,“每个报摊首批领五百份,不用交押金,卖多少结多少!卖完了想加货,半价!”
底下有人低呼:“张主编,这要是卖完,报社不得亏死?”
张志远拍了拍桌上摞的稿子:“放心,有东家撑着和墨先生的稿子,我们的报社肯定能撑到大卖。”
凌晨四点的上环报纸批发市场,鱼腥味混着油墨味飘满整条街。
报摊老板阿祥踩着三轮车,车斗里还放着没卖完的蔬菜,刚拐进巷口就傻了眼——《香江报》的档口前围了十几个同行,有人举着零钱往发行主任手里塞。
“别挤!排队!每人限领五百份!”发行主任站在木凳上,手里的登记本写得密密麻麻。
阿祥赶紧把三轮车停在路边,挤到跟前:“李主任,我要五百份!”
身后的李老板拍了拍他的肩,声音透着兴奋:“祥哥,来晚了吧?我侄仔在《香江报》当校对,说墨先生新写的《寻秦记》,主角带着瑞士军刀回战国,能砍能撬,好看得紧!”
正说着,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巷口。
张志远从车里下来,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走到发行主任身边:“控制好配额,别一次给太多,要让他们觉得‘不够卖’。”
清晨六点,阿祥的报摊刚支起木架,就有人来问:“有没有《香江报》?要墨先生写的那篇!”
卖菜的王嫂提着菜篮子挤过来,拿起一份翻到副刊,突然笑出声:“哎哟!这个项少龙,用瑞士军刀给赵王削苹果,赵王还以为是神兵利器!”
到上午十点,阿祥手里的五百份报纸全卖光了。
他擦着汗往批发市场赶,刚到巷口就看见加货的队伍排了半条街。
“祥哥,加多少?”发行主任头也不抬,手里的零钱堆成了小山。
“三百份!”阿祥把钱递过去,看着队伍里熟面孔,“陈老板,你也来加货?”
“可不是嘛!”陈老板叹口气,“早上领的五百份,八点就卖完了,好几个老主顾没买到,在我摊子前骂呢!”
此时的《香江报》编辑部,张志远正对着台灯看稿子。
墨先生的字写得工整,像铅字印的,可细看能发现“剑”字的撇锋特别利,“笑”字的捺脚带着点弯。
稿子末尾还夹着张便签,写着“下周主角遇荆轲,可加段兵器对决”。
“张社长,发行部电话快被打爆了!”刘律师拿着记事本跑进来,衬衫领口都汗湿了,“铜锣湾、尖沙咀的报摊,都要加货,最少的也要两百份。”
张志远把稿子折好放进抽屉:“告诉他们,加货量最多是首发的三成,多一份都不给。”
他指着桌上的读者来信:“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内容做好,墨先生的稿子不能出一点错。”
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落在张志远桌上的发行报表上。
红色钢笔圈出的数字格外醒目:上午销售三万一千份,退货率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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