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六月六日清晨,香港的暑气还没完全漫开,永业置业董事长办公室里已飘着淡淡的龙井茶香。六十岁的李永业坐在酸枝木扶手椅上,指尖捏着老花镜,正逐行核对上月的租金报表——钢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窗外偶尔掠过的雀鸣,凑成了他熟悉了十年的晨间节奏。
红木办公桌上,青瓷台灯的釉色被晨光浸得温润,灯旁压着张泛黄的资产清单;墙中央“稳中求进”的书法条幅,是他一九四八年从上海逃难时,裹在棉袄里带出来的唯一物件,边角的折痕早被岁月磨得发软。
“李生,有要事汇报!”办公室的木门被轻轻推开,财务总监张志强的声音带着急意,手里攥着份还发烫的传真,快步走到桌前,“东兴实业刚发来收购要约,初步报价——一千八百万港元。”
李永业捏着报表的手指顿了顿,缓缓戴上老花镜,接过传真纸的动作慢得像在掂量分量:“东兴实业?是去年在元朗做粘鼠贴的那家小厂?”
“早不是小厂了。”张志强赶紧俯身补充,声音压得低了些,“现在旗下有三间工厂,工人超三千人,粘鼠贴、便利贴在欧美卖得火;最要紧的是,他们最近扎进了制药,在美国、欧洲二十六个国家都注册了专利,从今年开始到现在营收直接破了千万港元——比我们永业5年的累计利润还多。”
李永业的指节在红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目光落回“稳中求进”的条幅上,沉默半晌才开口:“让调查部的人动起来,三天内,我要看到东兴从做粘鼠贴到现在的所有底档,尤其是他们制药业务的底细。”
接下来的三天,永业的调查员跑遍了观塘的工厂区、中环的专利局,连东兴去年的营收报表都托人从税务局抄了份副本。六月九日清晨,一份厚得能压弯文件夹的报告,摆在了李永业面前。
他从第一页翻起——东兴去年还是有几十人的小厂,靠一款有诱香剂的高档粘鼠贴打开本地跟欧美市场;今年更是推出带胶的便利贴,在写字楼里卖断了货;上个月突然砸钱搞制药,金刚烷胺的专利一口气在二十多个国家注册……看着报表上“员工三千人”“营收千万”的数字,李永业不禁对着空气叹道:“后生可畏啊!我当年带着两个皮箱来香港,摆地摊卖布料起家,十年才撑起永业;这年轻人,一年半就折腾出这么大的摊子。”
六月十日下午,中环陆羽茶室的包厢里,木格窗透进细碎的阳光。李永业端着青瓷茶杯,刚抿了口茶,就把杯子往桌上一放,开门见山:“陈生,一千八百万的报价,怕是没算准永业的家底。”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两叠文件,推到对面陈东面前——一份是恒生银行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另一份是手绘的物业分布图:“你看,按最新评估,我们的资产总价值得有三千万港元。中环德辅道中的永业大厦,十层高,带两部otis电梯,八万平方尺的面积,现在香港甲级写字楼里都算稀缺;皇后大道那三栋唐楼,虽然老了点,但六万平方尺的空间规整,改造成公寓能租个好价钱;铜锣湾、湾仔的十二间临街铺,每间都临着电车线,光月租金就有三万多。”
说着,他又展开张新界地图,指尖点在一片标着“规划区”的区域:“更值钱的在这儿——新界五十亩地,其中二十亩正卡在未来新市镇的规划里;北角还有栋六层住宅楼在盖,明年竣工就能卖,四万平方尺的可售面积,按现在的市价,至少能回笼两千万。就算扣掉恒生的八百万贷款、廖创兴的三百万信贷,净资产也有一千九百万。”
陈东拿起评估报告,指尖划过“永业大厦”的条目,抬眼时语气平和:“李生的资产确实扎实,我们也看重永业的团队,还有您三十年的地产经验。但有几点得实说——皇后大道的唐楼楼龄超二十年,水管、电线都得换,维护成本每年至少几十万;新界的地现在还是荒田,通水电、修马路至少要五年;还有那一千一百万债务,恒生的贷款利率是百分之六点五,每月利息就得四万多,压得永业喘不过气吧?”
“这些债务对应的都是硬资产!”李永业的手指在茶杯沿摩挲了一下,语气稳了稳,“中环的租金每月能收十二万,覆盖利息绰绰有余;新界的地等规划落地,翻十倍都有可能;北角的住宅明年一卖,债务就能清一半——这些不是数字,是永业十年攒下的信誉。”
两个小时的谈判,从茶室的阳光斜斜移到窗棂,到暮色漫进包厢,最终只定下“三日后再谈”的约定。
六月十三日上午,永业大厦顶层会议室里,红木长桌两端坐着新老两代商人。陈东带来了新方案,推过一份打印整齐的协议:“我们把报价提到一千八百五十万,主要是看重永业大厦的核心位置,还有团队的经验。但有个条件——引入汇丰银行做第三方,重组现有债务,把高息贷款换成低息的长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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