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城的春日,被一股人为制造的、近乎癫狂的喜庆气氛所笼罩。
距离“新顺王”登位大典的吉日愈发临近,整座城市仿佛一个被强行披上华服的病人,竭尽全力地展示着一种虚弱的、不堪重负的“盛世”光景。
福王府及周边主要街道,早已被装点得花团锦簇。
大红的绸缎从高高的门楼垂落,崭新的“顺”字王旗在风中猎猎作响,尽管那针脚略显粗糙,染料也带着新硎的刺鼻气味。
工匠们日夜赶工,雕琢着玉玺的最后一刀,缝制着繁复的仪仗礼服。
牛金星麾下的礼官们,如同上了发条的傀儡,每日在银安殿前反复排练着三跪九叩的登基大礼,那抑扬顿挫的赞唱声和繁琐刻板的动作,与这座宫殿曾经的血腥和如今的浮躁格格不入,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庄严假象。
街头巷尾,奉命“与民同乐”的兵士们驱赶着面有菜色的百姓聚集在主要路口,等待着预备发放的、掺着麸皮的稀粥和偶尔掷出的几枚劣质铜钱,以营造“万民拥戴”的场面。
酒肆茶楼被各级将领和投机的士绅包下,猜拳行令、阿谀奉承之声不绝于耳,仿佛天下已然太平,只剩下论功行赏、共享富贵。
在这片喧嚣浮华的背后,军工坊深处却是一片异样的沉寂。
苏俊朗站在他那间堆满图纸和冰冷器械的屋子里,窗外传来的锣鼓喧天,在他听来却如同送葬的哀乐。
他手中紧握着一份墨迹未干的奏章,纸张因他指尖的用力而微微褶皱。
这已是他最后的尝试,一份凝聚了他全部忧思、近乎绝望的谏言。
他深知,面对李自成已然铁了心的称王意志和牛金星等人的推波助澜,当面陈词已无可能,甚至可能招致更直接的厌恶。
他只能将所有的忧虑、所有的数据、所有血淋淋的现实,付诸文字,希望这白纸黑字能比逆耳的忠言多一些分量,能穿透那被虚荣和谗言包裹的壁垒,触动李自成内心深处或许仅存的一丝理智。
奏章中,他摒弃了所有华丽的辞藻和迂回的策略,用最直白、最恳切的语言,详细列举了当前大顺政权脚下,那些被“称王”狂欢所掩盖的、亟待解决的致命内政问题:
他提到了虽然缴获福王府库藏颇丰,但坐吃山空,粮食短缺的隐患已然显现。
大军数十万坐守洛阳,每日消耗巨万,周边州县经战乱和拷掠后,民生凋敝,秋粮未收,春耕受阻,若不能尽快恢复生产、有效调度,一旦存粮耗尽,军心民心动摇,后果不堪设想。
他指出了攻克洛阳后,以刘宗敏为首的部分将领居功自傲,军纪明显下滑。
劫掠扰民、酗酒斗殴、操练懈怠之事时有发生,昔日流动作战时的严明纪律正在被骄奢淫逸腐蚀,长此以往,军队战斗力将急剧下降,一旦遭遇强敌,恐有溃败之险。
他还汇报了河南境内,并非铁板一块。
一些偏远州县和小股明军残部,见闯军主力聚集洛阳忙于庆典,开始出现小规模的反扑和骚扰,虽未成气候,却如疥癣之疾,若不及时清剿震慑,恐成蔓延之势,动摇统治根基。
他恳切地写道,这些才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实际问题。
称王虚名,不过锦上添花,甚至可能是招灾引祸的幡旗。
当务之急,是暂缓称王大典,将有限的资源、宝贵的精力,投入到巩固根基、解决实患上来。
先安内,方可图远。
待河洛稳固,粮草充足,军纪严明,四海宾服,届时再正位号,方能水到渠成,基业长青。
他几乎是匍匐在地、泣血陈词般地在奏章末尾写道:
“…伏惟闯王明察!
社稷之重,重于泰山
虚名之累,累及根本!
一念之差,或成千古之憾!
俊朗拳拳之心,天地可鉴!”
写罢,他密封好奏章,郑重地委托一名相对可靠的亲兵,务必呈送到李自成案头。
然后,便是漫长的、令人窒息的等待。
每一分每一秒,都如同在炭火上煎熬。
他心存一丝渺茫的侥幸,希望李自成能在最后关头,被这血淋淋的现实惊醒。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奏章呈上之后,便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一日,两日…吉日愈发临近,洛阳城的庆典气氛愈发浓烈,而他的奏章,却没有激起一丝涟漪。
没有召见,没有批复,甚至连一句“已阅”的口信都没有。
它仿佛投入了一个巨大的、被虚荣和喧嚣填满的黑洞,被彻底吞噬、遗忘。
后来,苏俊朗才从一些零碎的消息中得知,他的奏章或许根本未能到达李自成眼前。
牛金星以“琐务繁杂,勿扰王心”为由,将其截留,或许只是轻蔑地扫过一眼,便将其归入了“不识时务”的废纸堆中。
李自成,则完全沉浸在了即将“君临天下”的巨大喜悦和牛金星等人精心编织的盛世幻梦之中,忙于试穿王袍、演练仪轨、接受一轮又一轮的朝贺预演,早已无心理会这些“扫兴”的“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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