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蔡梅就带着她爹走了。孙大成没有去送。村口那条路,他昨天刚走过,离别的滋味还黏在心上,不想再去尝一遍。
再说,队里的活儿催得紧,容不得他有半点耽搁。
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孙大成已经赤着膀子站在田埂上了。初夏的日头,晒在脊梁上火辣辣的。他眯着眼,看着眼前这片绿油油的稻田。
哪块田水浅了,得赶紧开闸放水;哪块田里的稗子长疯了,快要跟稻苗抢食,得安排人下去薅;还有东头那几亩,杂草生得刁钻,得用上“乌头”了。
乌头是个巧家伙。一根长长的竹竿,顶上绑着个小木框,木框底下嵌着一排细密的竹齿,瞧着就像一把给土地用的巨大牙刷。人站在田埂上,把乌头伸进水田里,贴着泥皮来回推拉,那些刚冒头的杂草嫩根就被竹齿给梳断了,在水里打了几个滚,就没了生气。这活儿省力,还不伤禾苗。
这些农活里的门道,孙大成以前是不懂的。他只晓得一身蛮力,两膀子一晃,能扛两百斤的麻袋。
可种地是细活,光有蛮力不成。好在,他脸皮厚,肯学。大队书记尹其怀就是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好把式,看天时,看地利,看庄稼长势,比看自己的手相还准。
孙大成得了空就跟在尹其怀屁股后头,递上一锅烟,像个小学生一样问东问西。
“尹书记,这稗子跟稻苗长得也太像了,咋分呐?”
“你看根!稗子的根是红的,稻苗的根是白的。还有,你用手捋一下叶子,糙手的是苗,滑溜的是稗子。”
尹其怀也不藏私,把自己的看家本事一点点都教给了他。孙大成学得快,记得牢,脑子里装着一本活的农事历。
他把队里三十几个劳力掰开揉碎了用,谁的力气大,谁的手脚快,谁的心思细,他都门儿清。壮劳力安排去挑水、翻地;手巧的婆姨们就负责薅草、插秧。一天下来,队里几十亩地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井井有条。
直到日头落山,把西边的云彩烧成一片通红,孙大成才把最后一把铁锹扛上肩膀,结束了一天的劳作。
汗水浸透了衣衫,干了又湿,湿了又干,留下一圈圈白色的盐渍。他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往家走,浑身的骨头缝都像是被拆开又重新装上,酸疼得厉害。
不过,他没有直接回自己那个歪歪扭扭的柴门,而是脚步一转,朝着大队部的方向走去。
如今的大队部,就是从前黄仁贵家的大宅子。青砖高墙,气派依旧,只是那朱漆大门上刷了白石灰,用红油漆写着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万岁”。
墙根下,几个半大孩子在玩泥巴,笑闹声让这曾经威严的大院多了几分烟火气。
孙大成没进大队部,他绕过影壁,熟门熟路地拐进后院。黄家大院被隔开了,后头两间不起眼的偏房,分给了黄仁贵两口子住。
孙大成今儿个就是冲着他来的。他放轻了脚步,高大的身影在暮色里像一头悄悄靠近猎物的豹子。
他打算来个突然袭击。
走到门口,他先侧耳听了听,里面没什么动静。他伸出手,轻轻推了一下那扇斑驳的木门。
门从里面闩上了。就在他准备敲门的时候,一股极淡、却又无比清晰的香甜味道,从门缝里丝丝缕缕地钻了出来,飘进他的鼻子里。
是糕点的味道。
孙大成黝黑的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却一下子冷了下来。他心里已经有了计较。
他抬起手,不再是试探,而是“梆、梆、梆”用力地敲响了房门。
屋里,黄仁贵正捏着一小块桂花糕,小心翼翼地往嘴里送。柳姨娘坐在他对面,也吃得眉开眼笑。
这糕点是黄仁贵昨天去县里“看儿子”时,偷偷用藏着的大洋买回来的。在这缺油少盐的年头,这东西金贵得跟人参一样。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像一声惊雷,在小屋里炸开。
“谁?”
黄仁贵吓得手一哆嗦,那块桂花糕“啪嗒”一声掉在桌上,沾了些灰。柳姨娘更是花容失色,手里的半块糕点像烫手的山芋,扔也不是,吃也不是。
“是我,孙大成。”
门外传来沉稳的声音。
孙大成!
黄仁贵和柳姨娘对视一眼,彼此的眼里都写满了惊恐。黄仁贵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从板凳上蹦了起来,手忙脚乱地把桌上剩下的几块糕点往一个油纸包里划拉。
柳姨娘也回过神来,慌忙拿起桌上的抹布,去擦那掉下的糕点碎屑,可越擦越乱,反而把油渍抹开了一片。
“快!快藏起来!”
黄仁贵压着嗓子,声音都在发抖。他抓起油纸包,四下里张望,像一只无头苍蝇。藏哪儿?炕席底下?柜子里?不行,太显眼了!
“队长,啥事啊?天都黑了……”
黄仁贵一边手忙脚乱,一边对着门外应付着,想拖延点时间。
“开门!”
孙大成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一丝不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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