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朱标的双胞胎弟弟 第161章 百年屈辱

朱槿随后看向身旁的汪广洋。

朱槿不由想到历史上记载，汪广洋在明初确实曾两度担任中书省右丞相。

明朝建立后，首任丞相李善长因“骄纵专擅”引起朱元璋不满，加之李善长所属的淮西集团势力膨胀，朱元璋决意罢黜其相位（洪武四年，1371年），转而寻求一位“无党援”“易掌控”的文臣填补相位。

此次拜相仅两年多，汪广洋便因“无所建白”（缺乏主动作为）被朱元璋贬为广东参政，相位由胡惟庸接任。

这一变动既暴露了汪广洋“无锋芒”的能力缺陷，也反映出朱元璋对“执行型”丞相的短暂不满。

胡惟庸接任相位后，权势迅速扩张，结党营私、独断专行，甚至隐瞒奏章、架空皇权，引起朱元璋强烈警惕。为牵制胡惟庸，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7年）重新起用汪广洋，任命其为右丞相（胡惟庸为左丞相，明初以左为尊），意图以汪广洋的“中立性”平衡胡惟庸的势力。

洪武十二年（1379年），因隐瞒刘基（刘伯温）被胡惟庸毒害的实情（朱元璋追责时“不发奸”），汪广洋被朱元璋怒斥“朋欺”，再次被贬往海南，途中被赐死。

次年（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发，中书省被废除，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度至此终结。

汪广洋的两次起复，始终围绕朱元璋对相权的“控制需求”：他既非朱元璋心中的理想丞相（缺乏决断力），也非淮西集团的核心成员，其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填补相位真空”和“平衡派系势力”。

而他最终的悲剧结局，则印证了明初皇权高度集中下，丞相作为“皇权附庸”的脆弱性——当他无法满足朱元璋的制衡需求时，便注定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对于汪广洋所说的增加山东人口的章程，朱槿一边听着，一边手指无意识地在桌沿轻轻敲击着。他很明显听出，那些条条款款几乎全是自己老爹朱元璋定下的成规，从移民比例到婚嫁补贴，甚至连农具发放的数量标准，都带着浓浓的“洪武烙印”。

汪广洋不过是照本宣科，自己毫无半分创见。朱槿心里清楚，汪广洋的忠诚度倒是无可挑剔，论经史子集的功底也是同辈中的佼佼者，诗文写得清丽雅致，可在政务上，终究少了点破旧立新的魄力，更像是个精密的账房先生，而非开疆拓土的谋臣。

朱槿端起茶杯，氤氲的水汽模糊了眼底的神色。

想起临行前与刘基在青灯之下的夜谈，刘基曾捻着胡须感叹：“汪公之才，在守不在创，若放对了位置，便是栋梁；若强推高位，反倒折了。”

此刻见了汪广洋在政务上的表现，才真正领会了这话的深意。

心中渐渐有了计较：这一世，汪广洋注定成不了权力巅峰的人物，自己手头倒有几件事，编纂新的农书、整理各地方志、修订前朝律法注疏，这些事既需深厚学识，又要耐心细致，恰恰合了汪广洋的性子，远比在朝堂上勾心斗角更适合他。

随后，朱槿又和汪广洋闲谈了许久，从济南府城外那条淤塞的河道该如何疏浚，到流民安置点的茅草屋该用多少根椽子才结实，汪广洋果然如刘基所说，对各项政策的执行细节了如指掌。哪个驿站的草料储备不足，哪个县的里正办事拖沓，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回答时条理分明，连具体的数字都分毫不差。

待众人酒足饭饱，院中的灯笼已被夜风吹得微微摇晃，朱槿见夜色已深，便起身道：“汪大人，时候不早了，您也早些回去歇息吧。我们明日一早就要启程。”

临走前，朱槿亲自送到驿站门口，看着院外沉沉的暮色，对着汪广洋诚恳说道：“汪大人，山东脱离我汉人政权已有百年，先为金占，后属蒙元，百姓早已不知汉家正统为何物。”

朱槿心中暗叹，这百年间的日子，山东百姓过得哪里是人过的日子。金人刚占山东时，骑着高头大马的女真兵挨村搜查，见了男子便强征入伍，见了女子便肆意掳掠，稍有反抗便是刀斧加身。

官府逼着百姓改穿左衽胡服，男人必须剃去头顶的头发，只在颅后留一绺头发，编成长长的辫子，辫子根要用红绳系紧，垂在背后晃荡，远远望去像根灰黑色的绳索。那辫子既不能太短也不能太细，官府还派了差役挨家查验，谁若辫子不合规制，或是偷偷留了汉家发髻，轻则被当众按在地上用鞭子抽得皮开肉绽，重则直接枭首挂在城门上示众。

田间的收成刚下来，一半要缴给官府，剩下的还得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摊派，冬天里多少人家啃着树皮草根，眼睁睁看着孩子冻饿而死。

好不容易熬到蒙古人入主中原，日子反倒更苦了。蒙古人把人分作四等，山东的汉人被压在最底层，连个正经名字都不能有，只能用数字编号相称。

官府要修驿道、建宫殿，便把汉人当牲口使唤，成千上万的百姓被铁链锁着赶往工地，饿了啃口发霉的干粮，病了就直接拖去乱葬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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