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改革 第15章 沈家父女

崇祯八年九月，

孙传庭领兵部尚书衔，总督四川军务，全权主持四川诸事宜。原四川巡抚王维章即日解任，召回京师听候勘问。着擢倪元璐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总揽民政，安抚地方。令户部协同漕运、驿道诸司，即刻筹措粮草辎重，火速发运四川，不得延误。

石砫宣慰司（石砫县）有秦良玉坐镇，酉阳宣慰司（酉阳县）由冉天麟、冉跃龙管辖，天全六番招讨司（天全县）则由高跻泰、杨之明等效忠朝廷——这些西南土司，尚且在大明的实际控制与影响范围之内。

然而，像乌蒙军民府、乌撒军民府、东川军民府、镇雄军民府这些，近的分布于云南、贵州边陲，远的甚至地近缅甸、越南边界，山高路远，政令难通。朱由检心里清楚，对这些地界，朝廷能做的也唯有“羁縻”二字。

“得，”他暗自思忖，“能把眼前这几家牢牢稳住就不错了。”

只要这些土司首领还名义上尊奉朝廷，肯接受册封，表面上承认他这个皇帝，那在地图上他们就还算大明的疆土。至于钱粮赋税？朱由检对此根本不抱指望——他们不闹事，能维持边疆大体安稳，便是最好的贡献了。

随着孙传庭与倪元璐率领三万京师精锐开赴四川，朱由检并未闲置后方。他深知西南局势盘根错节，绝非单凭大军征剿所能彻底平息，当地土司的态度至关重要。

为此，他亲笔撰写了数封密信，分别送至石砫的秦良玉、酉阳的冉天麟与冉跃龙、天全的高跻泰与杨之明等几位实力雄厚且一向较为恭顺的土司首领手中。

信中，他首先以皇帝的身份，恳切希望他们能以大局为重，协助孙传庭大军稳定四川局势，并推行旨在清查田亩、均平赋税的“丈量之法”。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且务实的承诺：朝廷此次清丈，绝不会触及诸位土司世代管辖的领地。

为明确界限，他更进一步要求各位首领：“卿等可速速具表上奏，自行陈明所辖田土之至范围，朕即依此颁旨定界，永为信诺。”

此举可谓一举两得：既安抚了土司，免其疑虑朝廷欲夺其世业，从而换取他们的合作而非对抗；又以一种相对省力且尊重传统的方式，大致理清了“改流”区域与“土司”区域的界限，为后续治理奠定了基础。

朱由检的算盘打得很清楚：眼下首要之务是平定叛乱、恢复秩序。只要这些地头蛇愿意承认朝廷权威，在关键问题上配合，暂时不动他们的奶酪，无疑是代价最小、效率最高的选择。

秦良玉、冉天麟、冉跃龙、高跻泰、杨之明等几位土司首领在接到皇帝的亲笔信后，反应虽略有差异，但最终都选择了审慎的配合。

秦良玉的反应最为迅速和坚定。她虽已年高，但忠君之心从未动摇。阅信后，她当即对儿子马祥麟（虽心思多在沈云英处，但此刻亦被母亲严厉督促）说道：“陛下圣明，既保全我等世业，又予尊重，我石柱自当效死力以报皇恩。”她不仅第一时间上表，极为详尽地列明了石柱宣慰司的管辖范围，更主动表示愿派麾下熟悉地理民情的白杆兵为孙传庭大军充当向导，并提供粮草支援。

酉阳的冉天麟与冉跃龙兄弟二人仔细权衡后，也认为这是眼下最好的安排。皇帝既给了台阶，又做了实质性的保证，若再不识趣，恐怕下一步来的就不仅仅是丈量土地的文官，而是孙传庭的剿匪大军了。他们很快便联名上奏，恭敬地呈报了辖地界限，并表示愿听从孙总督调遣，协助维持地方秩序，清剿不服王化的匪类。

天全的高跻泰与杨之明则更为谨慎一些。他们反复商议，确认信中承诺无误后，才最终决定响应。他们的奏疏来得稍晚几日，内容也更为周详，几乎将每一处山头、河谷的归属都写得清清楚楚，生怕日后朝廷反悔。他们在奏疏中同样表达了恭顺之意，承诺会确保辖内安定，协助朝廷官员。

数封奏疏陆续送达京师，朱由检阅后，终于稍稍松了口气。这一步棋，他算是走对了。至少，在即将到来的川蜀风暴中，他成功地为孙传庭争取到了这些地头蛇的中立乃至有限的支持，而非将他们彻底推向对立面。

朱由检此番动作，绝非心血来潮——他将原四川巡抚王维章革职查办，又遣心腹重臣孙传庭携三万京师屯军精锐直入蜀地，这般兴师动众，总不可能是为了帮那群拥兵自重、割据地方的军头，或是藏匿山中的匪盗，又或是那些贪赃枉法、盘剥百姓的地方官们“建设美丽新四川”的。

明眼人都看得清楚，皇帝陛下磨亮了刀，是要来刮骨疗毒的。这三万精锐，是震慑宵小的泰山压顶之势；那随之而来的丈量清丈之策，则是要斩断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链条。孙传庭所至之处，军法、皇权、新政便是唯一的准则。以往那些阳奉阴违、欺上瞒下的勾当，如今怕是再也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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