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人,纵然大多是刚从满清魔爪下逃出、面黄肌瘦的百姓,其中更不乏妇孺老弱。但当这三万人的力量被有效地组织起来,所爆发出的潜能依旧令人惊叹。
在吴三桂的统一指挥下,数千精壮男丁被迅速编组成营,投入到紧张的土木作业中。
不到半日功夫,一道依托河湾、初具规模的防线已赫然显现:营地最外围,是从后方林地砍伐运来的粗木制成的拒马,它们被交错排列,尖利的木梢斜指前方,形成一道遏制骑兵冲击的狰狞屏障。
拒马之前,则是密密麻麻、深浅不一的陷坑,坑底插着削尖的竹签木刺,上面仅以枝条和浮土稍作伪装。
沈世魁的水师此番立下了大功。
他的船队不仅运来了守营急需的粮秣,更送来了关乎防御工事质量的“硬货”——大批榔头、铁钉、铁锹,乃至数量可观的铁锅、木桶、瓦盆等杂物。这些东西看似寻常,此刻却成了巩固营垒的宝贝。
“吴总兵,沈某可是把沿岸能搜罗到的家伙事儿都给您弄来了!”
沈世魁指着正在卸船的物资,“铁钉榔头能加固寨墙,这些锅碗瓢盆……嘿,盛水煮饭、乃至煮沸了往下泼,总能派上用场!”
吴三桂重重拍了拍沈世魁的肩膀,一切尽在不言中。他随即下令:“将干草混以泥土,加紧烧制砖坯,加高内侧胸墙!多挖蓄水池,谨防火攻!妇孺负责编织藤筐,继续填装泥土!”
整个营地仿佛一个巨大的蜂巢,人人都在为生存而奔走。叮叮当当的敲击声、此起彼伏的号子声、士卒的呵斥指挥声与孩童的啼哭声交织在一起,充满了混乱却顽强的生命力。
满清为何不动?
答案,并非运筹帷幄的深谋远虑,而是源于其肌体深处更原始、更贪婪的饥渴——他们仍在抢劫。
这个崛起于白山黑水间的政权,骨子里仍是一个庞大而畸形的军事奴隶制集团。劫掠,是其维系运转、激励部众最直接,也几乎是唯一有效的方式。所谓“马上得天下”,于他们而言,更近乎“马上养天下”。
多尔衮虽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但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无法违背这套根植于八旗血脉的生存逻辑。他不能,也不敢让底下那些如狼似虎的贝勒、额真、甲喇们空着肚子。
尤其是,在皇太极晚年至今,整个辽东物资本就匮乏,他们已经实实在在挨了好几年饿的现实之下。
“王爷,正白旗的阿山额真报,他们在连山驿抄掠了三个庄子,得粮五百石,丁口二百……”
“王爷,镶蓝旗的鄂罗塞臣贝子请示,所部在耀州驿附近与明军小股游骑遭遇,斩首五级,缴获辎重若干,是否继续向西南扫荡?”
一份份来自各路劫掠兵马的战利品清单,被送上海州城头的摄政王案头。
多尔衮面无表情地听着,心中却在冷笑。
这些奏报,字里行间都透着血腥与贪婪。他们是在“清剿”,更是在“就食”。用那些治下汉民的血肉和积攒的最后一点粮种,勉强喂饱麾下嗷嗷待哺的军队,维系着摇摇欲坠的士气。
他深知,此刻若强行下令,勒令这些正抢红了眼的各旗兵马立刻收拢,转向辽河去啃吴三桂那块早有准备的硬骨头,必然会引发巨大的不满和抵触。那些旗主贝勒们会认为他多尔衮为了所谓的“大局”,断送了大家好不容易找到的“食源”。
一边是眼前迫在眉睫的军队给养和内部稳定,另一边是远处那股可能成患的明军与流民。这道选择题,对于深谙权术的多尔衮而言,并不难做。
“传令各部,加紧清剿,务求彻底。所得钱粮丁口,按旧例分赏。至于辽河方向……再多派斥候,给本王死死盯住!”
他选择了先安抚内部的饿狼,再去考虑外部的威胁。
这或许是作为摄政王的理智,但或许,也正是这种建立在掠夺之上的政权,其战略眼光难以逾越的局限。
至于那些早年降清、被编为汉八旗的部队,他们的处境则更为尴尬。
名义上,他们在满清的统治序列里算是“二等公民”,虽低人一等,好歹还有个位置。
但到了这崇祯十八年的光景,这“二等”的成色早已褪尽,更像是一层遮羞布。若要论及其真实的战斗力与战斗意志,不能说很差,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此刻,奉命尾随明军的几支汉八旗便是明证:
孔有德的部队远远吊在吴三桂身后,尚可喜的人马与祖大弼保持着“安全”距离,耿精忠更是亦步亦趋地“礼送”唐通。
这几位汉奸将领,并非不想阵前立功,在新主子面前博个封赏。然而,多尔衮那道残酷的“无谷人”令,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他们本已怨声载道、士气低迷的军队。
那命令针对的,可是他们血脉相连的同胞!军中士卒私下里议论纷纷,情绪暗涌:
“看见没?那就是给鞑子卖命的下场!
今日他们是‘无谷人’,明日焉知不会轮到我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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