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继咸手握大军,开始了他的行动。先搞定吏员?不不不,先搞定那个“邪教”。
卢象升麾下近七万虎狼之师,以雷霆之势,迅速控制了运河沿岸所有关键闸口、码头、粮仓。
刀锋所指,一切喧嚣与反抗顷刻间冰消瓦解。短暂的武力震慑之后,局面暂时恢复了平静。
兵威已立,接下来便是新政的推行。手握如此雄厚的武力为后盾,漕运总督袁继咸终于得以摆脱性命之忧,开始施展他筹划已久的改革方略。
然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立刻动手整顿那些盘根错节的吏员体系——那固然是痼疾,但并非眼下最致命的毒瘤。
他的第一个目标,精准而狠辣地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敌人——那个如同水蛭般牢牢吸附在漕运命脉之上,借由百万漕工之手,暗中汲取帝国元气,甚至隐隐有架空朝廷之势的罗教。
“吏员贪墨,不过疥癣之疾;邪教蛊惑,实乃心腹大患!”袁继咸对卢象升及几位将领分析道,语气冷峻,“此教起源于山东,百余年来沿运河传播,如今已无孔不入。其教首被徒众尊为‘罗祖’,门下弟子辈分分明,组织严密。无数漕工、水手皆为其信徒,只听‘教头’号令,而非朝廷法度!”
“他们控制漕工生计,垄断雇役,操纵运价,甚至私下械斗,划分地盘,早已形成国中之国!更兼其教义混杂,妄称劫变,聚众诵经,夜聚晓散,实为动摇社稷之隐患!不先拔除此毒瘤,漕运永无宁日,新政亦寸步难行!”
袁继咸的判断得到了卢象升的高度认同。军事控制只是表层,思想与组织的控制才是关键。
于是,一场针对罗教的清剿行动,借助大军压境的威慑力,悄然又迅速地展开。
袁继咸的手段极为高明且凌厉:
发布檄文,定性邪教:他以漕运总督衙门名义,公开张贴告示,历数罗教“聚众惑乱、把持漕业、对抗官府、妄议劫变”等十大罪状,明确将其定性为“邪教”,勒令即日解散,不得再行聚众诵经、传播邪说。檄文由识字的军士在各码头、闸口反复宣读,从法理和舆论上剥夺其合法性。
武力威慑,直捣巢穴:卢象升派兵,直扑已知的罗教重要堂口、庵堂。对于敢于依据抵抗的顽固教首及核心分子,毫不留情,当场锁拿或格杀。缴获大量经卷、符箓、名册及财物。大军铁蹄之下,罗教表面的组织瞬间土崩瓦解。
分割瓦解,安抚底层:对于绝大多数被裹挟的普通漕工信徒,则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策略。宣布只要脱离罗教,不再信奉,安分运粮,则既往不咎。同时,袁继咸立刻推行之前被阻挠的“漕工登记造册、公平派役、保障工食”的新政,让漕工们切实感受到脱离罗教控制后,生计反而更有保障,从而从根源上瓦解罗教的社会基础。
切断财源,釜底抽薪:严查过去罗教通过控制漕工雇役、抽取份子钱、放印子钱等方式获取的灰色收入,一经发现,全部抄没充公,用于漕工福利和新政建设,彻底断其经济命脉。
那帮子罗教首脑及其核心党羽,自然绝不会坐以待毙。总督衙门的檄文和朝廷大军的刀锋,非但没能让他们屈服,反而激起了其困兽犹斗般的疯狂反扑。
教首王好贤凭借其多年经营的无上权威和末世劫变的蛊惑性教义,迅速将各地的狂热信徒召集起来。
他们暗中散发檄文,宣称官府倒行逆施,灭绝佛法,已至末劫之时,唯有奋起反抗,方能建立“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地上佛国。
其组织能力在此刻显现得淋漓尽致,加之漕运体系一度近乎瘫痪,大量失业漕工、水手被其裹挟。
短短半月之内,王好贤竟真的在运河沿线几处重要据点,啸聚起了号称十万之众的庞大队伍!
虽然其中多为乌合之众,但也不乏被蛊惑的亡命之徒和原罗教内部的武装骨干。他们打出旗号,公然对抗官府,甚至偷袭小股官军,抢夺粮草军械,气焰嚣张至极,已与公开谋反无异。
朝堂之上,闻讯的官员们一片哗然,多有惊呼“酿成大乱”、“逼迫过甚”者,甚至有人暗地里准备看袁继咸和卢象升的笑话,盘算着如何借此弹劾。
然而,朱由检的反应却超乎所有人预料的干脆、冷酷、且不容置疑。
他甚至没有召开廷议进行辩论,只是在看完最重要的几份军情奏报后,面无表情地提起朱笔,在一张空白的谕令上,批下了两个大字:“皆杀。”
卢象升接到这冰冷的两个字时,心中亦是凛然。他深知这意味着什么。他将圣旨传示诸将,李振彪、孙昌祚、吴大有、赵信、张莽等人看到那两个字,无不感到一股寒意从脊背升起。
“陛下有旨!聚众谋逆者——皆杀!”
清江浦乃漕运咽喉,南北物资转换枢纽,时值初夏,本应是漕船如织、号子连天的繁忙景象,如今却被一种山雨欲来的死寂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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