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收到荆本澈的奏本时,已是八月下旬。这封来自镇江府丹徒县的奏本混在一堆日常公文中,并不起眼。他展开阅览,初时只是随意浏览,但越看神色越是专注。
“荆本澈……”朱由检放下奏本,努力在记忆中搜寻这个名字。似乎有点印象,好像是某个地方的知县,不久前在镇江处置陈家的混乱场面中,确实有个知县未曾随波逐流,表现还算得体。
“徐徐推进……示之以宽,导之以理……”
这位知县说得不无道理。他想要的是长治久安,而非一时之功。张三谟的酷烈手段确实见效快,但非长久之计,也需要有荆本澈这样更懂润物细无声的官员来平衡。
想到此处,朱由检提起朱笔,在那份奏疏的末尾,批下了两个大字:“见驾。”
批完这两个字,他似乎觉得还不够,又对侍立一旁的王承恩吩咐道:“传旨丹徒县,令知县荆本澈接到旨意后,即刻安排县务,速来南京见朕。告诉他,朕对他的奏疏很感兴趣,要当面听听他还有什么‘徐徐推进’的高见。”
崇祯十三年九月初,圣旨抵达丹徒县衙。
宣旨宦官离去后,荆本澈手持那封写着“见驾”二字的朱批奏疏,独自在书房内静坐了许久。陛下的召见是殊荣,更是重担。他深知,此行绝非简单的奏对,而是关乎他对新政的谏言能否上达天听,更关乎镇江乃至东南未来治理的走向。
他首先做的,是连夜将县内钱粮、刑名、漕运等各项事务整理成册,巨细无遗地交代给县丞与主簿,尤其叮嘱了秋粮征收需公平量器、不得盘剥小民,以及几桩尚未审结的田土纠纷的处置要点。其交接之细致,仿佛不是短期觐见,而是长远离任。
离县那日清晨,天色未明。荆本澈婉拒了僚属组织的饯行,只带着一名老仆,驾着一辆半旧的骡车,悄然出了县衙后门。他特意嘱咐车夫绕道而行,经过丹徒县内几处主要的市集和漕运码头。他看着渐次苏醒的街市,码头开始忙碌的力夫,心中那份“徐徐图之”的信念愈发坚定——陛下的新政,最终是为了让这些平凡的景象能持续下去,而非陷入新的动荡。
车行至镇江府城门外,他并未入城去见知府张三谟。此刻见面,徒增尴尬,于公于私皆无益处。他只是撩开车帘,望了一眼那巍峨的城墙和森严的守军,便命车夫径直取道官路,奔赴南京。
路途上,他反复推敲面圣时可能遇到的诘问,思虑如何能将地方实务之艰难、百姓之隐衷,清晰而有分寸地禀明陛下,既不触怒天威,又能切实裨益国策。夜宿驿馆时,他仍就着昏黄的油灯,在纸上勾勒应答要点。
荆本澈到来时,朱由检还在忙着批奏疏。待王承恩提醒,才将其召入乾清宫中他经常办公的一间偏房,看着底下的那位知县,朱由检开口了,“荆本澈,先说下你的仕途,籍贯,表字,还有你是几年的进士,几年的举人。”
荆本澈闻言,立刻整肃衣冠,恭谨地回答道:“回陛下,臣荆本澈,直隶丹阳人氏。字澄源,乃万历四十七年己未科进士。于万历四十三年乙卯科应天府乡试中试,得中举人。”
朱由检看了他一眼,接着问道:“关于那东林书院你是何看法?”
他略作沉吟,组织了一下语言,谨慎回答道:“回陛下,无锡东林书院,始建于宋代,至万历年间,由顾宪成、高攀龙等诸公复兴。其讲堂所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联,天下传诵,激励了无数读书人心怀天下,砥砺名节,此乃其功。”
“然,”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更为审慎,“自万历末年始,朝中渐以‘东林’为帜,议论朝政,臧否人物。乃至门户渐立,党同伐异。凡不合其意者,辄斥为‘邪党’;凡附其说者,则引为‘君子’。致使庙堂之上,是非纷扰,攻讦不休,往往以意气相争,取代实务之辩。此…恐非国家之福。”
“故臣之浅见:读书讲学,明理济世,书院之本分,其功不可没。然结党营私,挟清议以干预朝柄,惑乱人心,以致国是纷纭,此则其过也。陛下临御天下,当收士人之心用于实政,而非任其空谈误国,或陷入无谓之党争。”
朱由检微微颔首,继续问道:“嗯,见解还算持平。那你与无锡东林书院那些人,或是朝中被称为‘东林君子’之辈,可有私交?是否相熟?”
这个问题更为直接,更深地触及了官员的个人交往与政治立场网络。荆本澈感到背后的目光似乎又锐利了几分。他保持着恭谨的姿态,坦然回答道:“回陛下,臣一介外官,常年辗转于地方州县,于京中交游甚少。顾、高诸公名满天下,然彼等讲学无锡、主持清议之时,臣尚在攻读举业,或于地方为微末小吏,缘悭一面,并无私谊。”
他略微停顿,继续补充道:“至于朝中诸位被称为‘东林’之大臣,臣亦多是闻其名、知其论,而少有其私。臣之志趣,在于地方刑名钱谷之实务,于朝堂清流议政之风,虽心存敬意,然自觉才疏学浅,未敢轻易附骥,亦不愿卷入门户是非之争。唯知尽忠职守,为陛下安靖地方,抚育黎民,方为臣子之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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