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丰饶行者，开局明末救世 第154章 盛京新生（下）

接下来的时日，洪承畴以其惊人的精力和效率，开始系统性地在辽东大地推行《新世三约》，并依据满、蒙、汉杂居的实际情况，将其细化为可操作的律令与政策。

首先颁布的是《辽东均田令》。告示贴在沈阳四门及各大市集，由新政官反复宣讲，确保消息传入每一个角落。

其核心在于彻底废除原满洲贵族的旗田制和各类庄园、围场，将所有土地收归“丰饶行辕”统一管理、分配。

对汉民来说这是天大的喜讯。法令明确，将优先分给无地、少地的汉民及刚刚获得解放的包衣。

每人授田数额清晰，且前三年赋税全免，之后征收的粮赋亦远低于昔日满洲统治时期。

更重要的是，明确“田亩之地，皆受仙师福泽，勤力耕种，必得丰饶”，给予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底气。

无数汉民捧着刚刚到手、盖着鲜红“丰饶行辕”大印的地契，热泪盈眶，跪地朝着督师府和玄鹿栖息的方向叩拜不止。

“苍天有眼！咱家也有自己的地了！”

“以后再不用给鞑子当牛做马，交那没完没了的苛捐杂税了！”

这种实实在在的好处，比任何口号都更能收拢人心。许多青壮年主动报名参加由行辕组织的垦荒队和水利修缮工程，积极性空前高涨。

对蒙古各部政策则显灵活。承认蒙古部落对传统草场的放牧权，但同样收回大型贵族牧场。

推行“牧场承包，定畜轮牧”之策，鼓励小型牧户发展，并由丰饶行辕承诺，待局势稳定，将引入玄鹿之力改善草场。

同时，鼓励蒙民在条件适宜的河谷地带学习耕种，行辕提供农具、种子和技术指导，实行“农牧并举”，以增强抗灾能力。

蒙古人中反应不一。下层牧民对“定畜轮牧”和改善草场的承诺非常感兴趣，这关系到他们的根本生计。

一些台吉和头人则对权力被削弱感到些许失落，但面对明军的绝对力量和洪承畴承诺的“草原普惠”，大多数人选择了观望和合作，毕竟，强大的满洲都已烟消云散。

对满洲降众这是最棘手的一部分。所有原满洲贵族、官员的田产、庄园悉数充公。

对于普通满洲旗丁和家属，则实行“计口授田”，但分配的土地多为需要投入大量劳力开垦的边角之地或新净化的土地，且位置相对分散，避免他们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势力。

明确要求他们必须学习农耕，自食其力，彻底告别过去依赖掠夺和奴役的生活方式。

屈辱、不甘、茫然，是大多数满洲人的普遍心态。看着昔日属于自己的广袤田产被分给那些他们眼中的“奴才”，许多老者暗自垂泪，青年则憋着一股火却无处发泄。

但在阿济格、遏必隆等人恐怖下场的阴影下，无人敢公开反抗。他们默默地领取了那份微薄的土地，在明军吏员的监督下，笨拙地拿起陌生的农具，开始了艰难的转型。

紧接着是《废籍令》。洪承畴宣布，在辽东之地，彻底废除一切人身依附关系，无论原先是满洲贵族的包衣、庄园奴仆，还是汉人中的贱籍，一概拥有平等的法律身份。

行辕下设的户政司以极高效率开始了全面的户籍登记造册。所有人口，无论满、蒙、汉，皆需至指定地点登记姓名、年龄、原属、技能，领取新的身份木牌。

汉人包衣们狂喜难以言表。他们撕掉身上象征奴籍的标记，排队领取代表自由民身份的木牌时，许多人激动得浑身发抖，甚至晕厥。

这意味着他们及其后代，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

“再造之恩！洪督师和仙师娘娘是俺们的再生父母！”

这种感激之情，转化为对新生政权极高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原先的满洲旗民心情复杂。他们失去了过去的特权身份，与昔日的“奴才”平起平坐，内心充满了失落感。

但登记造册也给了他们一种奇异的“安全感”——至少，他们被纳入了新的体系，有了合法的身份，不再是随时可能被清算的“余孽”。一些识时务者开始努力表现，希望在新秩序中寻找立足之地。

蒙古人们对此政策普遍接受良好，他们本身的社会结构相对松散，废除贱籍对他们的冲击不大，反而觉得这明朝总督做事“讲规矩”。

洪承畴将原沈阳皇宫的一部分区域改造为“辽东丰饶行辕”，作为最高权力机构。

行辕下设农政、工政、民政、刑名、教化、卫生等诸司，官员主要由三部分人构成：

一是洪承畴带来的明军文职军官和新政推行官，他们是核心骨干；

二是经过甄别、愿意合作的原辽东地区低级汉人官吏和知识分子，他们熟悉本地情况；

三是个别表现积极、被认可的蒙古通译和满人，用以沟通蒙情。

同时，推行“保甲连坐”与“丰饶互助”相结合的基层管理制度。

十户一甲，十甲一保，设甲长、保长，负责治安、赋税、传达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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