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刚进十一月,大雪就已经封住了山路。老葛拄着他那杆磨得油亮的猎枪,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齐膝的雪地里走着,身后拖着一串很快就被新雪覆盖的脚印。
他是这山里最后几个留守的猎人之一。林场的人都撤得差不多了,上面下了文件,说要保护动物资源,限制狩猎。老葛理解不了这些政策,他只知道,自己在这山里活了大半辈子,不下山还能去哪?
木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建的,原本是林业局的临时工作站,废弃多年,被老葛收拾出来当了住处。屋里没有电,只有一盏煤油灯和一座砖砌的火炕。墙上挂着几张兽皮,有狼、有狐狸,还有一只猫头鹰,都是老葛这些年的战利品。
这天晚上,风刮得特别凶,像是有无数冤魂在深山老林里哭嚎。老葛就着咸肉干喝了两口烧刀子,早早躺下了。火炕烧得正热,屋外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被厚实的松木墙挡在外面。就在他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敲门声突然响了起来。
咚、咚、咚。
不急不缓,像是有人在用指节轻轻地叩着木门。
老葛一个激灵坐了起来。这季节,这天气,这深山老林,怎么会有人来?
“谁?”他喊了一声,手已经摸到了炕边的猎枪。
门外没有回应,只有风声呜咽。
老葛心里犯嘀咕,怕是风声作怪?就在他犹豫之际,敲门声又响了起来,这次更清晰,更坚定。
他披上棉袄,端着枪,慢慢走到门前。
“谁在外面?”他又问。
一个苍老而虚弱的声音穿透风声:“过路的,讨个地方避避风雪。”
老葛迟疑了一下,还是拉开了门栓。
门外站着一个穿着单薄红衣的老太太,瘦小得像个孩子。她满头白发被风吹得凌乱,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但一双眼睛却异常明亮,在黑暗中闪着幽幽的光。最让老葛吃惊的是,在这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里,她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红色布衣,肩上连个包裹都没有。
“老人家,这大半夜的,您从哪里来?”老葛警惕地问,枪虽未举起,但手指已扣在扳机旁。
老太太微微抬起头,那双过于明亮的眼睛直直地看着老葛:“从该来的地方来。雪大,走不动了,借个地方住一宿。”
老葛心里警铃大作。这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最近的村落也在山外,一个年迈的老太太怎么可能独自走到这里?他想起老辈人说的那些山精鬼怪,心里更加不安。
“老人家,我这地方小,也不方便留客。您还是...”老葛话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白。
老太太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了他一会儿,那眼神复杂难明,像是失望,又像是理解。然后她缓缓转身,一步一步走进风雪中,没有回头。
老葛赶紧关上门,插好门栓,后背靠在门上,心跳如擂鼓。他走到窗前,撩起破布帘一角向外望去。借着雪地反射的微光,他看见那红衣老太太并没有走远,而是坐在离木屋不远的一个树墩上,背对着他的方向,一动不动。
“真是邪门了。”老葛喃喃自语,往火炉里添了几块柴,决定不去理会。他重新躺回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窗外风声一阵紧过一阵,像是整个山林都在哀嚎。
后半夜,老葛做了个梦。梦里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跟着父亲在山里打猎。那时山里野兽多,他们追踪一头受伤的母狼,追了两天两夜,最后在一个山洞里找到了它——还有它刚出生不久的一窝幼崽。母狼已经奄奄一息,但眼睛仍死死盯着他们,那眼神老葛一辈子忘不了。
第二天清晨,风停了,雪也小了。老葛一夜没睡好,天刚蒙蒙亮就爬了起来。他第一件事就是走到窗前,撩开帘子往外看。
那个树墩上,已经不见老太太的身影。
老葛松了口气,但随即又皱起眉头——树墩上好像放着什么东西。他犹豫再三,最终还是穿上厚厚的棉大衣,推门走了出去。
雪后的山林寂静无声,连鸟叫声都没有。老葛踩着积雪走到树墩前,上面的东西让他倒吸一口冷气。
那是一件用红纸叠成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方方正正,就像真的衣服被仔细折叠好放在那里。纸质鲜红如血,在白雪的映衬下格外刺眼。
老葛伸手想碰,又缩了回来。他环顾四周,雪地上除了他自己的脚印,再没有任何痕迹。昨夜那么大的雪,如果有人离开,怎么可能不留脚印?
“纸衣...”老葛突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传说。深山里有一种叫“纸衣婆”的精怪,会在大雪封山时出现,向人借宿。若是收留她,会带来好运;若是拒绝...
老葛不敢再想下去,抓起那件纸衣,匆匆返回木屋。
接下来的几天,老葛心神不宁。每次出门,他都感觉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夜里风声一起,他就惊醒,仿佛又听到了那不急不缓的敲门声。
第五天,老葛决定下山一趟。他需要找个人说说这事,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他包好那件红纸衣,踏着厚厚的积雪,向山外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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