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国大爷在这所学校当了二十三年校工,孩子们都离去了,他却留了下来。学校决定暂时停用时,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老董,就你看家吧,等明年开春重建方案批下来,你再光荣退休。”董大爷点点头,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块砖,每一扇窗,就像熟悉自己掌心的纹路。
然而最近,有些东西不对劲。
每天傍晚巡查时,三号楼二层最东头那间老教室的黑板上,总是写满了同一道复杂的小学算术题。那题目董大爷看不太懂,只记得有许多括号、分数和未知数,密密麻麻像一群蚂蚁。起初他以为是哪个调皮孩子溜进来恶作剧,可学校封锁严密,连只野猫都难钻进来。
更奇怪的是,每晚他擦干净黑板,第二天傍晚又会发现上面写满了同样的题目。周而复始,已经整整七天了。
“见鬼了。”第八天傍晚,董大爷盯着那写满算式的黑板,喃喃自语。窗外光秃的杨树枝在风中摇晃,像无数只干瘦的手。
那晚七点,他提前躲进那间教室,钻进后排角落的壁橱里,透过缝隙紧紧盯着黑板。壁橱里有陈年的粉笔灰味和发霉的纸张气味,让他想起妻子生前整理的旧物间。
妻子去世五年了,女儿又在南方成了家,一年难得一通电话。孤独像细沙,一点点填满他的胸腔,有时他怀疑自己会不会像那些被遗忘的旧课桌一样,在寂静中悄然腐朽。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教室里的光线逐渐暗淡。董大爷裹紧旧棉衣,在壁橱的狭窄空间里几乎冻僵。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也许那只是哪个老师的无心之举,或是自己年老健忘,其实根本没人写过什么算式。
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午夜的钟声从远处的教堂隐约传来。
黑板前,有什么东西动了。
一支白色粉笔缓缓从讲台的粉笔盒中升起,悬在半空,像被无形的线吊着。董大爷屏住呼吸,揉了揉眼睛——那粉笔确实自己在动,飘到黑板前,开始书写。
一下,又一下,粉笔在黑板上划出纤细的痕迹,组成一个个数字和符号。那支粉笔握在看不见的手中,书写姿势稚嫩而生涩,像刚学写字的孩子。
“谁在那儿?”董大爷想喊,却发不出声。恐惧扼住了他的喉咙。
粉笔继续书写,那道熟悉的算术题又一次慢慢铺满黑板。写到一半,在某个分数化简的步骤上,粉笔突然停了。
悬在半空的粉笔微微颤抖,然后,一声轻叹在寂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
那是个稚嫩的、大约十岁孩子的声音,带着困惑和沮丧:“老师,这道题……我还是不会……”
董大爷浑身一颤,不知哪来的勇气,推开壁橱门:“谁家的娃娃在这捣蛋?”
话音落下,粉笔“啪嗒”掉在讲台上,断成两截。教室里空无一人,只有他的回声在荡漾。
第二天,董大爷去了区教育局档案室,找他当年共事过的老同事帮忙。
“三号楼二层东头那间教室?”退休返聘的张主任推推老花镜,“我记得那是九三、九四年级用的教室吧?特别是一班的,那班主任姓沉,教数学的,挺严厉的一位女老师。”
“沉老师?”董大爷皱眉思索,“是不是那个总扎着马尾辫,戴黑框眼镜的沉老师?”
“对,沉玉梅老师。她后来出了事,九四年暑假前突然辞职了,谁也不知道原因。”张主任压低声音,“当时有传言,说她体罚学生,把一个孩子关在教室里做数学题,直到做对才能回家。但没人证实,学校就把这事压下去了。”
董大爷若有所思:“那班上有特别的学生吗?”
张主任摇摇头:“这么多年了,谁记得清。不过那几年,正好赶上计划生育最严的时候,不少超生的孩子没学籍,只能借读。沉老师那班好像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
带着更多疑问,董大爷回到学校,直接走向那间教室。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在黑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走近讲台,仔细观察粉笔槽,发现里面有几支特别短小的粉笔头,像是孩子的手会用到的尺寸。
“你到底是谁?”董大爷轻声问。
没有回应,只有风穿过窗缝的呜咽。
那天晚上,董大爷又去了教室,这次他没躲藏,而是直接坐在第一排的座位上。他带来了一本泛黄的数学参考书——那是他妻子生前用过的,她曾是位小学数学老师。
“喂,不管你是什么,出来聊聊吧。”他对着空荡荡的教室说,“我带了书,说不定能帮你解题。”
寂静无声。董大爷等了一会儿,自嘲地摇摇头,翻开书本看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他感到一阵倦意,趴在课桌上睡着了。
梦中,他看见一个小男孩背对着他,坐在黑板前,一遍遍写着那道算术题。男孩的肩膀微微颤抖,像是在哭泣。
“我不会...怎么也学不会...”男孩呜咽着。
董大爷想走近,却迈不动步子。
醒来时已是凌晨,教室里月光惨白。董大爷伸展僵硬的四肢,正准备离开,目光却被黑板吸引——上面用极淡的粉笔印写着两个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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