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秋,我被派往辽北山区调查饥荒灾情。那时节,路上常见逃荒的人群,像被风吹散的蚂蚁,漫无目的地蠕动着。我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沿着泥泞的土路前进,两旁的土地裂着口子,庄稼稀稀拉拉,仿佛生了癞疮的头皮。
这村子已经没几户人家了,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不是走不动,就是舍不得走。我蹬着车,脑子里盘算着怎么统计灾情,怎么写这份报告——既要反映实情,又不能太过直白。这是个技术活,我干了三年调查员,深知其中的分寸。
抵达时已近黄昏。村子静得出奇,连声狗叫都听不见。土坯房多数已经倒塌,没倒的也门窗洞开,像骷髅的空眼窝。村头老槐树下,坐着个抽旱烟的老汉,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豆粒。
“来了?”他眼皮都没抬,好像早知道我要来。
我掏出介绍信和证件,他摆摆手:“不用那玩意,这地界,活人就剩我们这几个老棺材瓤子了。”
老汉姓周,是村里的守村人。他带我来到村大队部,一间还算完整的土房,里面只有一铺炕和一张破桌子。
“周大爷,村里现在还有多少人?”
“连我八个,都是六十往上的。”他吐出口烟,“年轻的能跑的都跑了,跑不动的就……埋后山了。”
我心里一沉,掏出本子记录:“听说村里以前有所小学?”
老汉的手微微一顿,烟锅里的火光明灭:“嗯,王老师办的那所。早没了。”
“能带我去看看吗?县里要求统计教育设施情况。”
老汉沉默良久,终于站起身:“走吧,趁天还没黑透。”
小学在村子最西头,是三间连在一起的土坯房,围着一圈歪歪扭扭的篱笆。院子里的荒草齐腰深,在渐起的晚风中窸窣作响,像是无数细小的私语。
推开教室的门,灰尘扑簌簌落下。我愣住了。
与外面的荒芜截然不同,教室里出奇地整齐。二十多套破旧但完好的桌椅排列有序,擦得发亮的黑板上,粉笔字迹依然清晰:
语文作业:背诵《悯农》。”
黑板一角还画着简单的粉笔画——太阳、小鸟、几朵小花。讲台上放着一盒粉笔,几本教案,仿佛老师刚刚离开,学生们只是暂时下课。
“这……是谁整理的?”我惊讶地问。
周大爷站在门口,不愿进来:“不知道。我从不进这个院子。”
“为什么?”
他摇摇头,只是催我快走:“天要黑了,这地方晚上不太平。”
回到大队部,周大爷生火做了点糊糊,我们默默吃完。煤油灯下,他的脸在阴影里显得格外苍老。
“那小学,怎么回事?”我终于忍不住问。
老汉装了一袋新烟,火柴划亮的那一刻,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惧。
“王老师是五八年来的城里青年,心善,见孩子们没学上,就办了这小学。自己教书,不要钱,还常从自己口粮里省下吃的给最穷的孩子。”他吐出口烟,“去年这个时候,饥荒最厉害那阵,村里开始死人。王老师去县里要粮,没要到,回来时……”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村里已经走了十几个老人,还有三个孩子。王老师回来后第三天,有人发现他和剩下的七个学生都不见了。有人说他们逃荒去了,也有人说……”
“说什么?”
“说他们根本没离开那所学校。”
夜深了,我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怎么也睡不着。窗外的风越来越大,吹得破窗纸哗啦啦响。就在这风声间隙,我似乎听见了什么别的声音。
起初很微弱,后来越来越清晰。
是读书声。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童声清脆整齐,从西边传来——正是小学的方向。
我猛地坐起,披上衣服,提起马灯就往外走。周大爷睡在隔壁,我犹豫了一下,没叫他。
村路在月光下泛着惨白。读书声越来越响亮,仿佛真有几十个孩子在齐声朗诵。我心跳加速,手心出汗,但还是强迫自己向前走。
小学的院子就在眼前。透过破旧的窗户,我似乎看见里面有晃动的光影。
我推开篱笆门,走近教室,颤抖着将脸贴在玻璃窗上。
教室里空无一人。
桌椅依然整齐,黑板上的字迹在月光下依稀可辨,除此之外,只有满地荒草和蛛网。
可那读书声,此刻却清晰得仿佛就在耳边!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浑身汗毛倒竖,连连后退,不小心绊到一块石头,摔倒在地。马灯碎了,火苗迅速点燃了干草。
我慌忙扑打,却无济于事。火势蔓延,很快烧着了教室的木门。
“救火!救火啊!”我大喊。
村民们——那七个老人——不知何时已经赶到,他们提着水桶、端着瓦盆,奋力灭火。我加入他们,一桶一桶地从井里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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