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十一月七号,立冬。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是我闺女小梅的生日,我答应她早点回去带她吃老边饺子。下午四点,天色已经暗得像是扣了口黑锅。我们民兵连第三小队八个人,刚交接班准备离开,连长王国富却急匆匆赶来,棉帽上还挂着白霜。
“西三段新挖的巷道有点问题,支护架昨晚响了半宿,二队的人说听见里头有动静。”王连长搓着手说,哈气在他面前形成一团白雾,“三队再下去检查一遍,确保安全才能交接。”
队伍里有人小声抱怨,老张头掏出怀表看了眼:“连长,这都到点了,我老娘还病着呢。”
“就一会儿,检查完直接下班,每人多记两个工分。”王连长说完,又压低声音,“二队的人说里头邪性,你们多当心。”
我们第三小队的队长是李卫国,四十出头的老钳工,也是我们厂里最有经验的老民兵。他不多话,只是点点头,检查了下背着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率先走向防空洞入口。
那洞口黑黢黢的,像一张饥饿的大嘴。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夹杂着某种铁锈的味道。我紧了紧棉袄领口,跟在队伍最后面。
我叫陈建设,二十五岁,进厂六年,当民兵四年。家里有老婆和六岁的闺女,平日里最不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我媳妇常说我,“你这人,只信眼前能摸得着的东西”。
防空洞主通道宽敞得能并排开两辆解放卡车,顶上挂着几盏昏黄的电灯,越往深处走,灯光越稀疏。到了新开挖的西三段,电灯全没了,只有我们手中的三把手电筒和两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
新挖的巷道狭窄低矮,得弯腰才能通过。支护的木头架子不时发出“吱呀”声,听得人心慌。墙壁上湿漉漉的,渗出水珠,在手电光下像无数只眼睛反着光。
“这他妈什么味儿啊?”走在中间的赵小军突然说。他是我们队里最年轻的,刚满十九岁。
大家都闻到了——一股浓重的土腥气混着铁锈味,越往里走越浓,到最后简直像有人把生锈的铁片塞进你鼻孔里。
“闭嘴,留神脚下。”李队长头也不回,声音低沉。
巷道越来越深,空气也越来越稀薄。我感觉胸口发闷,耳边只有我们的脚步声和粗重的呼吸声。
突然,走在前面的老张头停了下来,手里的煤油灯微微发抖。
“国富,你看那墙...”老张头的声音变了调。
我们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右手边的土墙上,一大片水渍正在慢慢扩大,那水渍的颜色暗红,像稀释的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在水渍中间,渐渐显现出几个扭曲的人形影子,仿佛有人被活活砌进了墙里,正在挣扎着要出来。
“是...是光影效果吧?”我说,但声音自己听着都虚。
手电光晃动间,墙上那些人形似乎也在动,扭曲、伸展,像溺水者伸手求救。有个特别瘦小的影子,看起来像个孩子。
“操!”赵小军骂了一声,往后退了两步,差点摔倒。
李队长举起手电,仔细照看那片墙壁,他的侧脸在光影中显得格外严峻:“别慌,可能是地下水反上来的矿物质。”
但他声音里的不确定,谁都听得出来。
就在这时,对讲机突然发出刺耳的杂音。那是我们队里唯一一部老式对讲机,由李队长保管。
“...救命...苦しい...”对讲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夹杂着静电噪音。
大家都愣住了。那声音苍老、痛苦,语调古怪,不像我们平时听惯的东北口音,倒像是...
“日语?”老张头低声说,“这是日本话!”
对讲机又响了:“...助けて...孩子...たすけて...”
赵小军已经面无人色:“队、队长,咱们快出去吧!”
我本来也怕,但看小军那样子,反倒镇定了几分:“慌什么,可能是信号干扰。”
李队长眉头紧锁,盯着对讲机,又看看墙上那些扭曲的影子。他忽然转向老张头:“老张,你记不记得,这地方战前是干啥的?”
老张头是厂里的老人,建厂时就在了。他眯起眼睛,脸色突然变得惨白:“日伪时期...这儿是...刑场。小鬼子在这儿杀过不少人,听说有不少抗联的...还有平民...”
他话音未落,对讲机又响起来,这次是一阵凄厉的惨叫,接着是模糊的哭泣声。
“走!全体撤离!”李队长果断下令。
我们几乎是跑着往外冲。巷道似乎比进来时长了数倍,手电光在黑暗中疯狂晃动,墙上的影子越来越多,仿佛有无形的手从土里伸出来,要抓住我们的脚踝。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和赵小军的尖叫。我回头一看,一段支护架塌了,小军的腿被木头压住了。
“救我!建设哥!救我!”小军惊恐地叫着。
我和李队长立即返回,老张头和其他人也跟着过来。我们合力抬起那根木头,我把小军拉出来,他脸上全是泪水和泥土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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