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顾昭在最高国务委员会上,以一种“顺应民意”的姿态,宣布将亲自挂帅,组建“北方远征军”的那一刻起,整个新生的大明共和国,就如同一台被按下了启动按钮的、精密而又庞大的战争机器,以前所未有的效率,轰然运转起来。
这不再是一场边境冲突的反应,而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旨在彻底解决一个时代心头大患的、倾国之战。在过去的数年里,顾昭通过南征北战、内政治理、金融革新和思想统一,已经将这个古老帝国的所有资源,都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心。如今,他终于将所有的目光,聚焦到了这个时代,在陆地上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顽固的强大对手——沙皇俄国。
一场史无前例的国家总动员,在共和国的广袤疆域上,全面展开。
军事上,这是一次立国以来最庞大的兵力集结。以精锐着称、装备着最新式后膛步枪和克虏伯式野战炮的中央机动军团,作为此次远征的绝对核心,从南京、武汉等中部基地,通过刚刚全线贯通的京汉铁路,如同钢铁洪流一般,源源不断地向北方集结。驻扎在山海关至辽东一线的北方边防军团主力,也结束了休整,兵锋直指黑龙江流域。除此之外,经过现代化改编、已经彻底效忠于共和国的新八旗部队,以及由漠南漠北各大部落王公率领的、善于在草原和林海中驰骋的数万蒙古仆从军,也从四面八方,向着预定的集结点汇拢。
陆军总兵力,超过十五万!一支足以在十七世纪的任何战场上,碾压一切对手的强大力量。
经济上,这场战争同样是一次对共和国工业体系的极限测试。位于北方大开发区,尤其是在辽东和京津地区的兵工厂、钢铁厂、纺织厂和罐头食品厂,几乎是瞬间进入了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生产状态。冲天的黑烟,在工厂区上空,汇成了永不消散的云层,成为了这场战争最坚实的后盾。与此同时,大明皇家银行,面向全国,发行了第三期“北伐建设国债”。凭借着在金融保卫战中建立起来的、坚不可摧的国家信用,仅仅一周之内,计划发行的五千万龙元国债,便被狂热的民众抢购一空。无数人将自己省吃俭用的积蓄拿出来,购买那一纸凭证,他们坚信,这是为前线的将士尽一份力,也是为共和国的未来,投下一份信任票。
政治上,顾昭的“亲征”,更是对他所建立的这套全新国家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在他离开南京期间,由内阁首辅、各部部长以及军方最高将领共同组成的“最高国务委员会”,将作为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全权处理国内一切政务。这标志着,整个国家机器,已经完成了从依赖领袖个人魅力和权威,到依靠一套成熟、高效的制度来运转的蜕变。顾昭,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事必躬亲的“救火队长”,他可以放心地将后方交给自己一手打造的团队,而他自己,则将以一个纯粹的最高军事统帅的身份,去亲自终结一段历史。
崇祯二十一年夏,长江之畔,南京下关码头。
历史,仿佛在这里轮回,却又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
与上一次顾昭率舰队南巡时,小皇帝朱慈烺还需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前来“恭送”不同。这一次,码头上送行的人群中,已经再也看不到任何属于旧皇权的痕迹。
取而代之的,是共和国的全套高层班底。内阁首辅、最高法院**官、国会议长、以及留守南京的各部部长和将领们,神情肃穆地站立在码头的最前端。他们的身后,是数以千计的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和学者代表。而在更远处,是自发前来,将整个下关地区堵得水泄不通的、数十万南京市民。
没有了繁琐的礼仪,没有了跪拜与山呼万岁。只有雄壮激昂的、由军乐队奏响的《共和国进行曲》,在新式铁甲舰那沉闷而又穿透力十足的汽笛长鸣里,与数十万民众汇成的欢呼声浪,交织在一起,如同钱塘江的大潮一般,席卷了整个长江码头,直冲云霄。
顾昭一身笔挺的、深蓝色的共和国大元帅戎装,肩上扛着代表最高军衔的将星,腰佩指挥刀,站在他此行的旗舰——“中华”号的舰桥之上。
“中华”号,是江南造船厂刚刚完工下水的新一代铁甲指挥舰。它的吨位,比之前的“定国”号大了近一倍,通体由最优质的锻造钢板覆盖,装备了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主炮,以及功率强劲的蒸汽机。它更像是一座能够在大洋上移动的钢铁堡垒,是这个新生共和国工业与科技实力的最高结晶。
站在高高的舰桥上,顾昭的目光扫过脚下那支望不到尽头的、由上百艘运兵船和护航战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扫过码头上那一张张激动、崇拜、充满了殷切期盼的脸庞。他的身后,是共和国的未来;他的前方,是帝国的宿命。
在送行的人群之外,有几个特殊的“观众”,也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见证着这历史性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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