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的血,很快就在京城百姓病态的狂欢与朝堂刻意的遗忘中,被秋日的风沙所掩盖。一场由君王猜忌所引发的信任危机,被顾昭以近乎完美的政治智慧暂时化解,他与崇祯皇帝之间那脆弱的“蜜月期”得以延续,仿佛一切都将重归平静。
然而,所有人都忽略了长城之外,那头刚刚因为内斗而暂时蛰伏,却从未真正熄灭复仇火焰的猛虎。
当京城因为一场无谓的内耗而元气受损之时,远在盛京的皇太极,已经完成了对后金内部的又一次权力整合。德胜门下的那场惨败,以及被顾昭用红夷大炮轰断一臂的奇耻大辱,日夜都在灼烧着这位女真大汗的雄心。他如同一个最耐心的猎手,舔舐着伤口,磨砺着爪牙,等待着一个最佳的复仇时机。
现在,时机已到。
崇祯四年,秋。皇太极再次倾国而出,亲率八旗主力及蒙古仆从军,号称十万,旗帜如林,铁甲如涛,再一次,绕过了那道令他父亲努尔哈赤饮恨、也令他自己数次无功而返的宁远城防线。
但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京师,而是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致命的节点。他的大军,如同一柄烧红的铁钳,狠狠地夹向了由辽西总兵祖大寿,正在山海关外一百八十里处,辛苦修筑的新城——大凌河城。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教科书式的复仇之战。
皇太极深刻地吸取了上一次围攻京师时,被各路勤王明军内外夹击、最终狼狈收场的教训。这一次,他将“围点打援”的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十万大军,不仅将立足未稳、城防尚不完备的大凌河城围得如铁桶一般,更是在城外,发动数万兵力,挖掘了一道又一道深阔的、足以陷马翻车的巨大壕沟,并沿着壕沟,修筑了连绵不绝的堡垒与炮台。
他摆出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而又残酷的死亡陷阱。他不仅仅是要围死城中的祖大寿及其麾下的万余关宁精锐,他更要将这里变成一个巨大的绞肉机,一个足以吞噬掉整个大明北方所有机动兵力的血肉磨盘。他要用这座孤城作为诱饵,将所有敢于前来救援的明军,一支一支地,彻底歼灭在坚固的防御工事之下。
消息传到京城,瞬间引爆了刚刚平静下来的朝堂。
曾经的蓟辽督师已成西市的冤魂,如今的辽西总兵又陷敌人的重围。历史,仿佛在以一种极其讽刺的方式,进行着轮回。
被围困在大凌河城内的祖大寿,很快就陷入了粮草断绝、外援不至的绝境。城中的每一粒粮食都开始按颗分配,士兵们开始宰杀战马充饥,绝望的气息,如同城外的浓雾一般,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这位曾经在袁崇焕死后,敢于率部哗变、与朝廷公然叫板的辽西悍将,终于尝到了孤立无援的滋味。
他接连不断地派出死士,带着他用鲜血写成的求援信,冲出重围,奔向京城,奔向山海关。信中的言辞,一封比一封凄厉,一封比一封绝望。
而在这些雪片般的求援信中,有一封,却并未送往兵部,也未呈递御前。它由一名最精锐的家丁拼死带出,一路向南,跨越数百里,最终被送到了京师西郊,那座让整个后金八旗都闻风丧胆的军营——镇北军大营,呈递到了镇北侯顾昭的案前。
当顾昭展开那封带着血腥气的信纸时,饶是他心志如铁,也不由得为信中的内容,感到了一丝震惊。
信中,那个曾经在广渠门外,对他颐指气使、处处提防的祖大寿,彻底放下了自己身为一方大帅的所有身段与骄傲。他的语气,谦卑到了近乎哀求的地步。他不再称呼顾昭为“镇北侯”或是“顾将军”,而是用一种拉近关系、近乎讨好的口吻,称他为“贤侄”。
信中写道:“贤侄如晤:昔日广渠门外,老夫有眼无珠,不识将军天纵之才,多有得罪之处,今日思之,悔不当初。今我与麾下一万四千袍泽,陷于大凌河死地,粮尽援绝,旦夕不保。恳请贤侄念在同为大明边关大将,袍泽一场,共御外侮的情分上,发天兵以救危局。此非救老夫一人,实乃救我大明辽西之元气!”
如果说前面这些还只是谦卑的求情,那么信的末尾,则抛出了一个让顾昭都无法忽视的、巨大的筹码。
“贤侄若能出兵相救,令我等脱此大难,老夫祖大寿在此对天盟誓,自此之后,关宁铁骑愿与镇北军结为兄弟之师。老夫愿将麾下关宁铁骑之一部指挥权,交由贤侄调度,从此之后,辽西之事,唯贤侄马首是瞻!”
交出部分关宁铁骑的指挥权!唯顾昭马首是瞻!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求援了,这几乎等于是一份变相的“投诚书”!它意味着,只要顾昭点头,他就有机会,兵不血刃地,将大明战斗力最强的两支军队,整合在自己的手中!
顾昭手握着这封沉甸甸的血书,目光深邃。他知道,这既是祖大寿的求生之策,也是皇太极抛给他,乃至整个大明朝堂的,一个致命的阳谋。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