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房(九)
卖房的决定像一剂苦涩的麻药,暂时麻痹了蚀骨的剧痛,却也抽干了所有的生气。日子变得灰白、机械。公公像一具被抽掉了魂魄的躯壳,沉默地奔波于中介所和村里之间,办理那些繁杂而冰冷的手续。每一份需要他签字按手印的文件,都像一把钝刀,反复切割着他本就残破的心。婆婆则终日蜷缩在堂屋那张旧藤椅上,眼神空茫地望着门外萧瑟的秋景,手里无意识地摩挲着建成小时候穿过的一件旧褂子,眼泪早已流干,只剩下深不见底的枯寂。
那间120平米的房子,彻底成了“空房”。我搬回了公婆家那个狭窄的小房间,只带走几件换洗衣物和那个刻着“李”字的粗陶瓦罐。瓦罐里的野花终究没能熬过深秋的寒意,枯萎了,只留下几根枯黄的细茎,依旧固执地立在浑浊的水底。我小心地将它放在窗台上,没有清理。那枯茎是李婶无声守望的残骸,也是我心中最后一点微光的墓碑。
房子挂了出去。县城不大,“优质学区”、“黄金地段”、“120平大三房”这些字眼,像投入死水潭的石子,迅速激起了层层涟漪。中介的电话开始频繁地打到公公那个老旧的按键手机上。每一次铃声响起,都像一把小锤,狠狠敲在我们本就脆弱不堪的神经上。
第一个来看房的,是一对打扮入时的年轻夫妇。女人烫着时髦的卷发,涂着鲜亮的口红,一进门,那双描画精致的眼睛就像探照灯一样,挑剔地扫过客厅略显陈旧的沙发、墙上那张褪色的婚纱照,最后落在阳台上那几盆蔫头耷脑的绿萝上,毫不掩饰地撇了撇嘴。
“哎呀,这房子格局倒是不错,就是这装修……”她拖长了调子,指尖嫌恶地拂过落了些许灰尘的电视柜,“太老土了,得全部砸掉重来!还有这些旧家具,一股子霉味,都得扔!”她像女王巡视领地,高跟鞋踩在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响,走到主卧门口,探头朝里看了一眼,“这床……死过人的吧?啧,真晦气!老公,这价钱可得再压压!”
她丈夫,一个梳着油亮背头的男人,附和着点头,目光却带着一种评估性的精明,仿佛在计算砸掉重装需要多少成本,全然无视站在角落里、脸色煞白、身体微微发抖的我。公公佝偻着背,低着头,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自己开裂的旧布鞋鞋尖,紧握的拳头藏在袖筒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婆婆则把自己更深地缩在藤椅里,仿佛想消失不见。
“这……这房子……挺好的……”公公喉咙里发出干涩的声音,试图辩解,却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好什么好?”女人嗤笑一声,尖利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格外刺耳,“死过人的房子,要不是看在学区的份上,白送我都不要!一口价,比挂牌价低十五万!行就签,不行拉倒!”
巨大的屈辱感像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淹没。我看着那女人鲜红的嘴唇一张一合,吐出“死人”、“晦气”这些字眼,看着建成曾经精心挑选、我们曾一起布置的“家”,被他们像对待垃圾一样嫌弃和估价,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痛得几乎窒息。我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了淡淡的血腥味,才勉强压住冲上去撕烂那张嘴的冲动。
“我们……再考虑考虑……”公公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带着浓重的疲惫和难以言说的屈辱。
年轻夫妇撇着嘴,一脸不屑地走了,高跟鞋的声音在楼道里渐行渐远,留下满室冰冷的、令人作呕的市侩气息和更深的绝望。
这仅仅是开始。随后的几天,形形色色的看房客像走马灯一样踏进这间空房。有精明算计、拼命压价的投资客,有带着风水师、拿着罗盘四处测量、对着主卧和阳台方向摇头晃脑、神神叨叨说着“气场阴郁”、“不利子嗣”的神棍夫妇,有带着熊孩子、任由孩子在客厅里追逐打闹、把建成留下的一本旧书撕烂踩踏的粗鲁家庭……每一次开门,都像打开一扇通往羞辱的地狱之门。我和公婆,成了这地狱里沉默的祭品,被迫一遍遍聆听别人对我们仅存念想的肆意践踏和无情估价。
流言像发酵的毒气,在县城里更加汹涌地蔓延开来。
“听说了吗?张家那寡妇,要把死鬼男人的房子卖了!”
“啧啧,守不住了吧?早干嘛去了?当初要是听本家的招个男人,至于现在这样?”
“听说价钱压得厉害!死过人的房子,谁愿意出高价?晦气!”
“就是!那房子地段再好,也经不住‘凶宅’这名头啊!我看她公婆那两个老棺材瓤子,也是糊涂了,卖了房子,以后靠啥活?喝西北风去?”
“还不是被逼得没活路了?张家本家那帮人,是真狠啊……”
这些议论,像无数细小的毒针,无处不在。走在街上,去厂里,甚至去买菜,都能感受到那些或明或暗的指点和窃语。我成了小城里新的谈资,一个“克夫克子”、“败家”、“不识好歹最终走投无路”的活标本。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冷漠和残酷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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