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何处(七)
飞飞六岁生日那天,顾泽在儿子的许愿声中捕捉到了一句轻声的呢喃:“我想让爷爷看我戴红领巾。”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轻轻刺破了家中维持已久的平静。顾泽与王媚交换了一个眼神,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忧虑——父亲顾建国的病情,已经瞒不过敏感的孩子了。
从杭州探望爷爷回来后,飞飞的画风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不再画那些色彩斑斓的桥梁,转而用深色系描绘医院、轮椅和药瓶。有一张画尤其让顾泽心惊:病床上的老人伸着手,床边的孩子却隔着玻璃窗,可玻璃上反射的竟是自由女神像的轮廓。
“爸,爷爷会好起来吗?”睡前,飞飞搂着顾泽的脖子问。
“医生在尽力。”顾泽轻抚儿子的背,避开了直接回答。
事实上,顾建国的肺癌已到晚期,医生坦言剩下的时间不超过半年。这个诊断让顾家陷入了新的两难:是让老人在熟悉的家乡走完最后一程,还是接来北京接受更好的治疗但同时离开故土?
“你爸昨天跟我说,他想看看云云学会走路。”视频通话里,顾泽的母亲抹着眼泪,“但他又不愿意来北京,说不想给孩子添麻烦。”
王媚轻轻按住顾泽的手:“这个周末我带孩子们回去。你留在北京处理工作。”
这个提议让顾泽既感激又愧疚。王媚自己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要独自带两个孩子长途跋涉并不轻松。但“桥”项目正在关键阶段,他确实脱不开身。
周五晚上,顾泽送妻儿去高铁站。飞飞兴奋地背着装满画作的小书包,说要给爷爷看他的新作品。云云在婴儿车里咿呀学语,对即将到来的旅程浑然不觉。
“到了给我电话。”顾泽拥抱王媚,在她耳边低语,“谢谢你。”
王媚微微一笑:“我们是一家人。”
望着高铁缓缓驶出站台,顾泽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这种孤独与多年前在美国时不同,那是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而此刻,是在熟悉的土地上感到的无能为力。
回到空荡荡的家,顾泽打开电脑,却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屏幕上,“桥”项目的方案书仿佛在嘲笑他——他致力于搭建文化之桥,却连家人最迫切的需求都难以满足。
深夜,王媚发来了视频。镜头里,顾建国坐在轮椅上,飞飞正耐心地喂他吃苹果泥。老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与上次见面时判若两人。
“爸今天精神很好,吃了小半碗粥。”王媚轻声说,“飞飞一直陪着他说话。”
顾泽看着屏幕上其乐融融的画面,突然明白了父亲不愿来北京的原因——在杭州,他依然是家的主人;在北京,他只能是个病人。
周一回到公司,顾泽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申请调回杭州分公司。
“你确定吗?”上司惊讶地问,“你在总部的发展前景很好。”
顾泽点点头:“有些事比职业发展更重要。”
这个决定他没有提前与王媚商量。他知道妻子为“桥”项目付出了太多,不愿因自己的选择让她为难。但出乎意料的是,当他在电话里告知王媚时,妻子只是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我支持你。其实我最近也在考虑,‘桥’是否可以扩展到杭州。”
原来,王媚早已在暗中调研杭州的教育市场,并初步接触了几家本地机构。更让顾泽感动的是,她甚至已经着手在杭州寻找合适的办公场地。
“你什么时候开始计划的?”顾泽问。
“从上次看到飞飞画的那张画开始。”王媚轻声说,“桥不仅要连接中美,也要连接家人啊。”
他们决定采取分阶段的方式:顾泽先回杭州安顿,同时照顾父亲;王媚带着孩子暂时留在北京,逐步将“桥”项目的工作重心南移;等一切就绪后,全家在杭州团聚。
这个计划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顾泽在杭州的工作强度远超预期,他要适应新环境,又要照顾日益虚弱的父亲。王媚在北京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管理项目,常常累得在沙发上睡着。
最让人担心的是飞飞。转学手续还没办好,他暂时留在北京的幼儿园。每次视频,他都急切地问:“爸爸,我们什么时候去杭州?爷爷想我了。”
顾泽只能安慰他:“很快,等云云学会走路。”
事实上,云云确实在努力学习走路。王媚发来的视频里,小姑娘扶着茶几摇摇晃晃地迈步,飞飞在一旁保护着妹妹,嘴里念叨着:“小心,云云,我们要一起去杭州看爷爷。”
十一月底,顾建国的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顾泽日夜守在病床前,看着父亲一点点消瘦下去。
一天深夜,顾建国突然清醒过来,对顾泽说:“我梦到你妈了。她说那边的房子都准备好了,就等我搬过去。”
顾泽握住父亲枯瘦的手,喉头发紧。
“别难过,”老人微微一笑,“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就是看你长大成才。现在看到飞飞和云云都这么好,我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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